周梦蝶

5月1日下午，中国台湾诗人周梦蝶因多重器官衰竭，在台湾病逝，享年94岁。1921年，周梦蝶出生于河南淅川县。1948年底渡海迁台，离开大陆时已育二男一女。1996年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在台湾文坛，周梦蝶有如苦行僧，他从军中写诗开始，1957年退役，1959 年起在台北市武昌街一段七号“明星咖啡屋”门口摆书摊20年，孤独写诗半个世纪，38岁出版生平第一本诗集《孤独国》。他在《孤独国》首页写道：“以诗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学者陈芳明认为，周梦蝶的诗歌延伸了中国禅诗的精神，将“意在言外”的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其诗集《孤独国》与《还魂草》，已是台湾现代诗的经典。

“周公”

台湾文化人将周梦蝶称为“周公”，这实在是一个很亲切幽默、并不唐突的称谓。历史上的周公，是中国文化史上创格的人物。所以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把梦不见“周公”，视为自己精神衰退的象征。遥想那个救乱克殷、制礼作乐的古人周公，何其气象开张、精力弥满；而3000年后、瘦到不足80斤的“周公”，以一个退伍老兵的身份，在台北武昌街鬻书自活，弱似一根细小的芦苇，随时可以被时代的烈风吹折。然而，诗人仍是以类同于制礼、作乐的信念，平和怛恻、不疾不徐地，书写属于自己的圣经。其《九行》写道：“你底影子是弓，你以自己拉响自己。拉得很满，很满。”是的，影子可以是弓，那么，你不要怀疑一个守着书摊、形影相吊的静默老者，可能就是我们时代的圣人。

新诗拯救者

在新诗中，周公称得上是另类。中国的百年新诗史，多数时间乃是一种集体思潮狂飙突进的弥漫。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新诗更多应用于运动的张扬、翻身的赞叹、领袖的崇拜；即使在朦胧诗及其后的时代，仍然承担着种种抱怨、反讽及不确定感的时代情绪。而中国古典诗歌的好处，岂是在于观点、情绪的唠叨？真实的诗道，难道不正在于将声音的书写，微妙地运用到日常生活，使人生际遇的片断，凝在精妙的形式里呼之欲出。一枚蛋挞的好处，在于它们的香气与体积，恰入其分地蜷于圆形锡纸里，可以轻巧地托于掌心，而摊蛋饼则近于粗俗。

坏的新诗人，不是从语言之美出发，他们毋宁是文字的改革者、政治的预言家和忧心忡忡的公知—是乱摊蛋饼的人。依我看，周梦蝶对于新诗的意义，恰如张若虚之于宫体诗。闻一多曾以夸饰的语气写道：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宫体诗中一个破天荒的大转变，是以更有力的宫体诗拯救了宫体诗。我们是否可以说，周公梦蝶是新诗中的圣人，他是以更精致、更自律的新诗，拯救了新诗，使之不至于沦陷在一个破坏力与创造力皆过剩的、恣意妄为的世界。民国的娴雅与清新因此得以复活，在周公的诗里说出一些温柔的、似乎无意义的句子：“然而樱桃依然红著，芭蕉依然忧郁著—第几次呢？我在红与忧郁之间徘徊著。”（《徘徊》）

一门手艺

纪录片《化城再来人》里，我们看到周公怎样写作—这真是一种庄严的手艺。盛水、磨墨。呷笔、濡墨。对纸张的端详、剪裁。精严的正楷，精严到每一笔每一捺。写错了的字，比着尺子一线涂去。这难道不是极不经济的写作方式？然而，周公正是以极古典乃至于笨拙繁琐的方式，来对待写作：似在每个词汇的拣择与运用里，去嗅其中的香气，并和诸多神明相对越。周公的诗歌不仅仅是你所目击的成品，更是儿童般学习书写、遵从仪式的过程。

《风耳楼逸稿》里有一首《无题》，透露了神明对周公的耳语：“这是我给你的幸福里的幸福，一滴一滴慢慢慢慢儿啜饮，且莫在一夜里一口气把它吞尽。”这里，周公连续用了四个“慢”字，将你延入他所领略的上帝恩赐的秩序里去。这的确是制礼作乐的“时之圣”的创作。因为他并不扭曲世界的面目，并不吓唬你、指导你，却给你展示了人类固有的另一种气象与威仪。在武昌街，在明星咖啡馆，乃至在新店溪边的医院，有这样一个人，背对万丈红尘，不可思议地温吞书写，以之为人世间的修行，使世界有了重重绽放的精致：“谁能使已成熟的稻穗不低垂，谁能使鸡鸭不八卦，使草不千里，而啄木鸟的手，不打贾岛月下的门？”（《九行二首》）

思无邪

周公何其幸运。因他不必是艾青、臧克家，亦不必是余光中、南怀瑾。总之，他不必去承担与解释一个百年来的、纠结于意义和概念上的中国。这个中国，已被形形色色的哲学、主义、观念、演说所包围，或污染。周公的写作生涯，似与种种观念交涉而不沉陷。他是修行而不求超越，冥想而不期证道。亦如一个不求结果的恋爱者，常葆有一种敏感与羞怯的神情，并不将自己推纳一种固有的格局中。

是的，他曾向余光中学新诗，曾向南怀瑾学禅，然其诗与信并不沾染学者与说教者的气味，别有一种灵动朴质的信念：“不信先有李白而后有黄河之水。不信菊花只为渊明一人开？风从思无邪那边，步亦步趋亦趋的吹过来。”这种神情，也是中国现当代诗歌里少有的不慌不忙的神情。在苏轼与姜白石的词与信札里，我们很可以感受这种风范。白石道人在其诗集自叙中说：“余之诗，余之诗耳。穷居而野处，用是陶写寂寞则可。必欲其步武作者，以钓能诗声，不惟不可，亦不敢。”周公则在致友人信中这样写道：“愿黑夜，你永远不要醒转：好让我在你的影里埋藏我的羞惭。”（《葫芦帖：谢章甫》）

书信

说到书信。周公的书信着实好看。看看三卷的周梦蝶诗文集便知道，他将更多时间与心思，用在了拉拉杂杂的友人书信上。而信里的絮叨，仍是第一流诗意的语言。写不够，还要附言缕述之。我一向以为中国的诗歌，最坚实和深沉的母本便是尺牍：写给亲朋僚友的、呈给皇帝的、或是和古人神交。所谓“有所为而作”。并不存在一种专业的、面向“读者市场”与“国际诗歌界”的诗歌写作。

至于从不与人通信的诗人，我实在不太能想象这一型人的存在。现代社会的公知据说已不太和人写信，只动不动在微博上把对手与陌生人拉黑—这或者是网络世界越来越少诗意的原因之一。录一段周公的《答王绿华》：“三年不见，你确是变了不少。第一，脸庞儿变圆了；腰身也较往时悄悄放大了小半圈，正如谁说的：在清纤与清腴之间。此外，我从来没有见你笑得如此妖娆如此溜，如此有亮度，有弧度，有湿度，有黏度；且善用鼻音，尤其在想笑不敢笑，要忍又忍不住的时候。”大概周公的日子是清寂的，而在书信中，便有格外丰沛细腻的，对人间世的锐敏观察和深情讲述。

最有周公风格的诗歌片断，或当属《善哉十行》的末三句：“若欲相见，只须于悄无人处呼名，乃至只须于心头一跳一热，微微微微微微一热一跳一热。”这难道不是一个世间最执着、最耐心的书信爱好者的独白吗？诗家用情若此，才够资格来写不讲韵律的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