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日，莫言首次来到浙江大学，受聘杭州文艺顾问。

在麦家西溪湿地的工作室，在冬日的暖阳里，一南一北两个作家，泡上了两杯绿茶。

莫言和麦家谈论的，是“魔幻现实主义”。

“在高密东北乡，车开着开着，会有一只黄鼠狼跳跃着穿过公路。在中国的传统故事里，黄鼠狼是神怪的化身。马尔克斯说，他写的不是魔幻，而是拉丁美洲的现实。故乡留给我的印象，也是我小说的魂魄。”在杭州西溪的莫言如是说。

今天，也就是马尔克斯去世的第三天，在北京，又是莫言和麦家两个作家在聊天，话题又扯到马尔克斯。莫言说，他是在医院看牙时，从牙医那里得知马尔克斯去世的消息。

“在牙钻的轰鸣声中，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几乎是集体阅读《百年孤独》的情景。我不能说马尔克斯是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但自上世纪60年代至今，世界上的确没有一本书像《百年孤独》那样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这是59岁的诺奖得主莫言对87岁的诺奖得主马尔克斯的目送。

顺着他，听之任之写下去

1984年秋，莫言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

“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莫言说。

那一次，在杭州的莫言全面剖析了自己的文学风格，他说当年并非要写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翻版，而是想写出有自己特色、中国特色的小说，即“梦幻的现实主义”。

“后来我读到他的书之后, 还是爱不释手， 有一种强烈的共鸣感，读起来好像是马尔克斯在讲述我的故事一样。

为见他，两周读完《百年孤独》

2012年10月，莫言在瑞典摘得诺奖桂冠，本报记者也在莫言身边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辞中说他的作品是“梦幻的现实主义”，莫言认为这是比较合适的说法，如果仅是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的结合，就没有原创性。

莫言说，《百年孤独》他很早就读过，但没有读完。“他的书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莫言在瑞典跟本报记者回忆，2008年他要去日本参加一个活动，他们说马尔克斯也要参加。他想，要见崇拜已久的大师，就应该读完他的《百年孤独》。用两个星期读了一遍。读完感觉18章之后写得勉强，甚至有点草率。感觉作家写到这里，气不足，有点强弩之末。他就说，即便是马尔克斯这样的大师的巅峰之作也是不完美的，也是可以挑出不足的。当然这只是作为读者的莫言的个人看法。后来由于个人原因，他没去参加这次会议，马尔克斯也因身体原因没有出席。说到这次未遂的见面，莫言道：“很遗憾没有见到。其实，作家之间互相读作品，就是最好的见面。”

莫言说，当时，中国作家们意识到生活中充满了魔幻的素材，可以来描述和表现个人经历与中国现实。1984年前后，“中国文坛出现了许多马尔克斯的模仿者，我想这样的模仿没有出息，我要‘避开这两座灼热的高炉’。”他说的高炉，一是福克纳，一是马尔克斯。

莫言说，“福克纳也是马尔克斯的精神导师，马尔克斯学了福克纳，建起了自己的故乡，但支撑他的宫殿的支柱是孤独。我们不可能另外去发现一种别的方法，唯一可做的是——学习马尔克斯——发现自己的精神支柱。”

用20年，离开他又靠近他

对此，莫言并不否认马尔克斯对自己的影响。“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从根本上颠覆了我们这一代作家。我在1984年第一次读到《百年孤独》，心情就像当年马尔克斯在巴黎读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

但是莫言强调，事实上，他与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搏斗”多年 “我想这几十年来我就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逃离他们。”

从第二个长篇《天堂蒜薹之歌》，莫言就因为有意要回归到现实主义而忍痛割爱一些具魔幻色彩的精彩细节。但2005年在写作《生死疲劳》时，莫言决定不再躲避马尔克斯，“这个时候我彻底地放开了，我觉得躲他这么多年，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都没写进去，我把脑子里面积累多年的魔幻的资源写进去了，但用了东方的情节。”到写《蛙》的时候，莫言再退了一步，老老实实地塑造人物，回归到了读《百年孤独》之前的状态。“我搏斗了20年，终于可以离开他了，但我觉得我现在也终于可以靠近他了，因为我把中国的魔幻素材处理得和他不一样，这个过程是如此的痛苦也如此的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