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是要触碰你的经验，它通过触碰你、冒犯你，来让你来思考你所面对的真实境遇，这是文学从古至今没有变过的。所以文学也是相对危险的、带有冒犯力量的、会违背你的常识、也违背你的基本意愿。

刘勇，男，笔名“格非”，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小说叙事面面观》、《小说讲稿》等。他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

“文学的黄金时代——《相遇》《博尔赫斯的面孔》新书沙龙”16日在北京举行。沙龙上，格非回顾了自己所经历的文学的“黄金年代”以及时代的转变，他说：“文学是要触碰你的经验，它通过触碰你、冒犯你，让你来思考你所面对的真实境遇，这是文学从古至今没有变过的”。

格非，当代作家，1987年发表成名作《迷舟》，从此以“叙述空缺”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上世纪90年代后，停止写作约十年。2003年重新开始写作，但作品风格有所转变。

在文学的黄金年代，文学承担了特殊的功能

作为见证了中国文学黄金年代结束的作家，格非称，现在是回到了一个“正常”的时代。“中国黄金时代开始差不多是在梁启超、鲁迅他们那个时代，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这个时代在中国就彻底结束了，而我们现在是回到了一个正常的时代。”

他说：“黄金时代的文学承担了特殊的功能，社会对文学的期望和文学实际上扮演的角色也都完全不同。”

在他看来，今天文学的“正常”正体现在文学的“不太重要”。“我们今天已经回到了一个文学相对正常的一个时代当中。其实在黄金时代出现之前或之后都是这么一个正常的时代，就是有人在从事不同文体的写作，对一些人来说并不太重要，但是对某些人说很重要。在正常的时代，文学是有相对性的。”

90年代的精神危机

在“黄金时代”结束后的九十年代，格非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在写作。用他自己的话说，确实想过是不是要终止写作。但到2004年，格非推出了长篇小说《人面桃花》。

格非坦言，在停止写作的大约十年时间中，“找不到任何写作的想法”。“九十年代末期的时候，我自己的精神状况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危机、遇到一个特别困难的过程，就是突然觉得不想写作。我在九十年代之后那十多年中，我找不到任何想写的愿望。”

当然，格非并没有止步于此。在“黄金时代”结束之后，格非的这部《人面桃花》似乎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

格非也承认，“时代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作家当中都有一个流传比较广的一个说法，就是好像这个时代彻底变了。‘作家们会不会饿死？’‘接下来出现的一个时代怎么样？’这些问题都出现了。”

他说：“我记得当年在海南岛作家们开了一个会，很多作家们都去了，大家想到未来都惴惴不安。我倒不是关心经济，我主要是没有动力、找不到十足的理由去写作。”

写《人面桃花》：把以前的构思全部扔掉

谈到2003年前后再次开始写作，格非称，就是突然想到在九十年代还有一个作品没完成。“到了2003年前后，我调到清华，生活又相对进入一个比较安定的时期。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在九十年代还有一个作品没完成。实际上，我在九十年代就构思了三部曲，已经尝试着写了一个初稿，但还没完成。这就是一个心病，这个时候自然就想着是不是要重新来写这个东西。”

但毕竟时代不同了。格非自己也说：“这个时候我就面临一个新的选择：我是按照八十年代的方式写下去，还是要用一个完全新的方式去写？”

格非回忆说：“最初这三部曲的构想是放在一部里面来写，完全是用地方志的结构，就是打成碎片的东西，把历史变成片段然后再组合的，当时是这么一个结构。”

但格非并没有按照最初的思路去写作，而是选择“把以前的构思全部扔掉”。“我在2003年前后准备写《人面桃花》的时候，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以前的构思全部扔掉，原来是一部作品，我现在把它变成三部，是分别处理三个时间段。”

对于这种写作思路的转变，格非认为，这是他“刹那间的决定”，但也和整个时代的变化不无关系。“这个转变都是作家刹那间做出的决定，但是有原因的。我觉得可能是社会变革，我在调整跟这个社会的关系，我可能一棍子被打蒙了以后，又苏醒过来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了不得，又开始重新思考、重新认识写作。”

是否回归现实主义并不重要

作为一个“先锋派作家”，格非在这部沉寂了近十年的《人面桃花》中，似乎改变了其原有的“先锋”叙事方式。这让很多人感受到了一种不熟悉。有评论指出，《人面桃花》是格非对现实主义的回归，更有人将这部作品称为先锋文学“退场”的标志。但格非不以为然，他觉得这些都“并不重要”。

“对我来说，是否回归现实主义并不重要。”在他看来，虽然《人面桃花》中有故事、也有戏剧性的冲突，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分界对写作者来说并不是很清楚。当然，他也承认，这种分界并不是对任何人都是模糊的，“对批评家、学者来说这个还是有很清楚分界的”。

在格非自己看来，即便他写作的分界是模糊的，但他的《人面桃花》显然也不是“现实主义”这四个字能够概括的。他说：“我那个时候的世界观、方法论发生了变化，因为那时读的全是《左传》《史记》这样的书籍。这些东西给我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刺激。”

于是，格非希望将自己从这种变化中所获得的想法都融入到其作品中去，“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一个结构，把我所有想表达的东西都包容进去。这个不是现实主义能够概括的，或者说里面有现实主义的因素，但不是从现实主义的方法上来产生的作品”。

50岁后面临全新的任务

历经过了文学的黄金时代，格非如今站在了他所认为的文学的“正常时代”。从今天的“正常”回顾之前的“黄金”，格非坦言，那个时代是“回不去的”。“前几天在上海、南京办活动的时候，题目是有关于重返文学的黄金时代的，但是说老实话是回不去的。”他如是说。

他的代表作《迷舟》《相遇》写于上个世纪。格非说，他并不总是去重读自己的“旧作”。但当偶然重读《迷舟》的时候，格非感到一种“伤感”。“我在台灯下重新看《迷舟》，看的时候给我非常大的刺激，我突然回到了那时我写小说的感觉，但我觉得那个感觉恐怕再也没有了，很伤感。”

他说：“作家冯唐曾经有一个话，原意是说《相遇》是格非最好的小说，这个话让我非常高兴，但是接下来的话让我不高兴。他说，格非也许再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当时我就觉得‘冯唐凭什么这么说’。”

但经过这么多年，格非重新回想冯唐的话，却觉得“他的话说的是有道理的，甚至是非常准确的”。“我重新读《迷舟》《相遇》的时候，就感觉到，那个年代的特殊感觉、奇妙的感觉没有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你叫我再去写《迷舟》《相遇》是完全不可能的，那种清新不可能再有。我觉得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相遇》里边的作品大部分是发表于二十年前的，有的更早。格非说，他重读的时候突然又一种感触，而知天命之年的他如今又面临着新的任务。“我今天才明白，我在那个时代的兴奋点跟我今天完全不同了。我今年刚好50岁，面对着全新的任务。我接下来写的东西、促使我写成它的愿望都是全新的。我可能会为它激动，会小心的处理它，也会享受这个写作带给我那种特别好的感觉。”

而对于过去，格非已经将那个过去的“黄金年代”看做了人生经历的一部分。他说：“我可能要去读自己的作品，把我变成一个读者，去了解我当时为什么这么写，去回忆当时的感觉，这之中过去了二十年，对于年轻人正好是一个经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经验的部分，也许是不那么重要的一个部分。”

文学通过“冒犯”去思考现实

走过了文学的黄金年代，格非在那个时代之后的作品并没有如上世纪80年代那样的“先锋”。但对于当下的小说和当下这个时代，他仍然会不自觉地与那个“黄金年代”去对比。

在沙龙的最后，有读者提问：对于年轻一代，读文学的意义何在？

格非回答说：“小说从它诞生到今天，基本的东西没有什么变化。文学不能帮你什么忙，但它能帮你找到你跟生活之间的真实关系。现在的时代，消费主义文化盛行，都是讨好你的、迎合你的，为了让你上当、让你去买东西、听演唱会，去进入这个时代的文化消费中。但是文学是要触碰你的经验，它通过触碰你、冒犯你，来让你来思考你所面对的真实境遇，这是文学从古至今没有变过的。所以文学也是相对危险的、带有冒犯力量的、会违背你的常识、也违背你的基本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