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叶广芩常想人生是悲凉的、寂寞的，即便是在热闹的人群里，内心的孤单也是无可替代。但这些年，许多的情感水分都变作泪水蒸发，她渐渐不再为自己过去的经历过多感伤了。

2014年初，根据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青木川》改编的开年大戏《一代枭雄》在多家卫视台热播。很多人不解，以文雅沉静文风见长的女作家何以能与匪气纵横、霸气十足的匪戏挂钩，但是这个钩还就挂上了，很是奇妙。

去拜访她，按照她的指引，我地铁转地铁转地铁再倒公交来到她住的楼门口。

她下楼来接我，穿得很普通，蓝牛仔裤，红棉袄，大风里，两手裹着衣襟。

微卷的齐耳短发服帖地拢在脑后，从前面看觉得她是盘的长发，两个独特的大耳钉像两朵明丽的花开在耳朵上，就是这一点用心，她整个人有了别样的韵味。

熟悉她的读者都知道她浓厚的北京情结，一个北京的女儿，“文革”到了陕西，一走40年，退休才终于回来。

“看君已作无家客，犹是逢人说故乡”。《凤还巢》只是她写的小说，可小说里的那份情感却实实在在是她自己的。听她用地道的北京话慢条斯理地说着她心心念念的故乡，她离家、回家的经历，总觉得心里硌得慌。

进屋，屋里陈设简单，对门条案上有溥儒的书法《蝶恋花》，窗明几净，被北京冬阳亮亮满满地抱着，舒适又安静。

她泡了茶，若有若无的茉莉茶香里浮浮沉沉她的记忆。

当小说中的“我”和她高度重合

时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地点：北平

人物：丫丫

解放前，父亲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书，那是今日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我的三大爷也在这所学校工作……老哥儿俩不惟画画得好，而且戏唱得好，京胡也拉得好。晚饭后，老哥儿俩常坐在金鱼缸前、海棠树下，拉琴自娱。那琴声脆亮悠扬，美妙动听，达到一种至臻至妙的境界。我的几位兄长亦各充角色，生旦净末丑霎时凑全，笙笛锣镲也是现成的，呜哩哇啦一台戏就此开场。首场便是《打渔杀家》，《打渔杀家》完了就演《空城计》，然后，《甘露寺》接着《盗御马》，《吊金龟》接着《望江亭》，戏一折连着一折，一直唱到月上中天。母亲说：狐仙都出来了，散了吧。听母亲说狐仙出来了，大家这才收家伙，各回各的屋。

——《颐和园的寂寞》

海棠树下，琴声悠扬，戏一直唱到月上中天……文中这个大家庭如此热闹的时候，她还没有出生。可是对于她，那一段时光她并未缺席，那些家族的往事通过父亲母亲老哥老姐亲戚朋友的讲述丝丝缕缕融进她的骨血中。

她也许一直未曾意识到它们的潜伏，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她从心底从笔端牵出记忆的长线，将那个时代拉进自己生命，又呈现在读者眼前。因此有了《本是同根生》《祖坟》，再有了后来的《采桑子》《状元媒》等系列小说。

小说里，丫丫是金家14个孩子中的老小，老宅三进的四合院中，14个兄弟姐妹出进盘桓、哭笑玩闹、争吵打斗，演绎的故事无数，亦生出情感无数。丫丫见证了一个八旗世家的兴衰，也身在其中体味着、反思着。

几十年如滚针毡针针见血的人生经历，让小说的文字中无处不见她真切的感受，所以走进她文字再走出时，主角“丫丫”的经历便和现实中的她高度重合起来。

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故事里的事，说不是也是，是也不是。读者将那小说里的“我”当成她本人，按图索骥地去对照她的家事时，总让她觉得尴尬，因为那里多是好奇和牵强附会的猜测。

陕西的生活给了她一种胸怀

时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地点：陕西

人物：工人护士记者叶广芩

一九六八年的一个早晨，我要离家了。

黎明的光淡淡地笼罩着城东这座古老的院落……老榆树在院中是一动不动的静，它是我儿时的伙伴，我在它的身上荡过秋千，捋过榆钱儿，那粗壮的枝干里收藏了我数不清的童趣和这个家族太多的故事。这棵树，这个家，这座城市已不属于我……户口是前天注销的，派出所的民警将注销的蓝印平静而冷漠朝我的名字盖下去的时候，意味着怀揣着这张巴掌大的户口卡片我要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故乡，只身奔向大西北，奔向那片陌生的土地，在那里扎根。这是命运的安排，除此以外，我别无选择。

——《离家的时候》

说到去陕西，她用的是“甩出去”。

离家，对她是一种撕裂，与故土与亲人与熟悉生活的撕裂。到现在，她不喜欢坐火车，也不喜欢在火车站的感觉。1968年，离开北京那个早晨，妹妹举着一个烧饼，追着火车哭喊的景象，是她心里永远的痛。

到了陕西，她先在黄河滩上养猪和务农，后来被调进工厂。1983年，她被调到报社由护士变为记者编辑。

简历中短短几句话，她用了几十年去经历去体味，体味人生的坎坷，命运的蹂躏。

丛维熙说过：“生活和命运把谁蹂躏了一番之后，才会把文学给你。”

“你不能跟命运较劲，不能跟周围的人较劲，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跟自己较劲。韩非子说，‘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32岁，当护士的她用值夜班时间写出的第一篇小说发表。

“我第一篇小说的编辑是路遥，那时他是《延河》编辑部小说组组长。他给我很郑重地写了封信，称赞了这篇小说。还在信里问我是个怎么样的人。后来，没见过面的路遥推荐我加入了省作协的读书班，脱产三个月，集中学习，专门研究文学创作。细想我能走上文学道路，从一个普通的护士到一个专业作家，跟路遥大有关联，他是我进入文学之门的领路人……”

也许是因为太关注文学创作，在厂里看起来不务正业的她被推荐到报社，成了一名记者，“我在报社工作跑的是林业口，跑遍了秦岭的犄角旮旯，到处去基层了解，我结交了很多基层朋友，深山老林里总有清新和真实的东西传递来。”

也是这样一段到处跑的历练，让她真正了解陕西，让她明白，宝贝并非像盗墓电影上演的那样光芒四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并不引人注目，甚至可能是黯淡无光的，就像最初她看见的西安。

“在陕西，你走在路上，看见路边有一些倾斜的石碑，后边是荒冢。你走过去一看，碑额是大唐国长公主墓。长公主，唐玄宗的姐妹呀。碑额是唐玄宗写的，唐隶；碑文是驸马写的，写到武则天时代的一次宫廷宴会，武则天令子弟们演节目，李隆基男扮女装，吹奏一段乐曲，他当时7岁。公主的墓碑，写的多是生活细节。它倾斜在麦田里，如果你不停下来，不去品味，你体会不到。在那里，很多时候，你不经意就走进了历史的皱褶里。”

陕西的生活给了她一种胸怀。

在日本，她没有动笔写过小说

时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地点：日本

人物：主妇学生叶广芩

一到日本，我的身份便变成了“家族滞在”，“家族滞在”是个日本词儿，中国没这一说法，听着别扭。说白了，意思就是“没有工作的家属”，在日本随着挣钱者居住，是个“附带品”。作为“附带”，我每年得在日本居住几个月，承担一下“主妇”的责任。

——《主妇杂记》

上世纪90年代初，丈夫作为交流学者到日本，在日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她随丈夫一起去了日本。

忽然由一名满世界跑的记者变成一个“家族滞在”，对她，实在是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她不能想象自己天天的生活就是干家务，就是怎么用微波炉转鸡，怎么跟爬上阳台的藤蔓作战，怎么骑着车去商店寻找中国的松花蛋……

她不能让这些变成生活的全部。靠自己的努力，她进入了日本千叶大学法经学部学习。当然，能够顺利地进入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的日语基础好，而这个日语基础却是她在陕西独自放猪的收获。当年她坐在黄河滩上背日语五十音图的时候，绝想不到若干年后，会在日本的千叶大学派上用场……

在大学，她研究的课题是“二战时期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归国者们回到日本后在日本法律、经济上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办法”。她进行了大量的采访调查，采访回日本认亲、定居的日本残留孤儿，还深入到日本的最基层，调查、搜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读书期间，她和很多留学生一样，走出家门去打工。在饭馆端过盘子刷过碗、在钢窗厂当过搬运工、在火腿厂贴过标签、在猫狗美容店给人家洗过狗……这也让她真正接触到了日本的真实生活。

在日本的时间，她停下了创作，没有动笔写过小说。

而后来，回到国内的她，将这些资料筛选、消化、吸收，又在东北地区走访了国内的残留孤儿和他们的家庭，写出了以日本残留孤儿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战争孤儿》和《雾》《霜》《霞》等作品。

“1968年我来到陕西，使我有了与北京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和人生体验；后来我到日本去学习，研究二战，这对我是完全陌生的领域，就是这样使我与中国文化拉开了距离，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我们的民族与文化，无异给我开辟了一片更为广阔的视野。这段生活对我也是非常重要。”

个人体验不由自主地涌上笔端

时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地点：陕西

人物：作家叶广芩

90年代中期，我从国外回来后，许多情景都有了很大改变，当然，这之中更大的是我个人观念的改变。1994年我成了“待业中年”，这与我不受羁绊、桀骜狂猖的性情有关，看似是被人推上了绝路，其实不啻是另一种生机的转折。

——《采桑子》后记

“从日本回来，原单位的工作没了。像我这样传统的人，总还希望有个单位管着你。忽然没人管你了，在我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去找（贾）平凹，他那时在西安市文联。我说我现在没工作了、也没工资了，我想到你这儿来，你要救我。后来我进入文联创研室，省作协的（陈）忠实给我做了推荐人。我一生都感念他们的知遇之恩。”

从报社跨入文联，是1995年的1月1日。新来的她，被安排在元旦那天值班。“文联是个穷单位，破桌子烂板凳，窗户碎了，糊着破报纸。没有暖气，我就裹着棉大衣坐在电话旁边，透过烂玻璃，看窗外的风吹着枯树枝，麻雀在树上跳来跳去，一上午静悄悄的，连个电话也没有……”

文联值班室的冷和静让她对以后的生活状态有了最好的认识，现在她是一个职业作家了，她明白自己需要沉下心，多思考。

调入文联后，时间充裕了，没有任何顾虑的她，创作有了新的突破。

“但写真情并实境，任他埋没与流传。”家族小说《本是同根生》发表后，产生很大反响，尔后是《祖坟》和一系列的小说，“如树上的果子一样，人大约也是到了该熟的时候，我写的一些作品开始受到了读者的关注，那些尘封已久的人和事，个人的一些难忘的体验，常常不由自主地涌上笔端，这似乎不是我的主观意志所能左右的。”

48岁，她写出点名堂来了。

半夜醒来，不知是在小时候还是已经老了

时间：二十一世纪

地点：北京

人物：叶广芩

身在北京的人不会理解我，北京的家是残存在我心深处可望不可即的情愫，敏感、柔软、脆弱、永远的怕人提及。离家四十多年，人有了太多的改变，不变的惟有这情……所以我必须在北京建立自己的家，以弥补我多年的心理缺失。

——《凤还巢》

采访前电话她，问去她家拜访会不会不方便？

她说：没什么不方便的。

前几年她退休了，退休之前，她未雨绸缪地在北京买了房，建立了自己的家。2013年底，她荣获“《十月》创刊35周年最具影响力作品奖”和第十届“十月文学奖”，回来领奖，她在北京住一阵子。

户口在陕西，退休工资是陕西发她，她从形式到内容都该是陕西作家，可她总觉得游离和隔膜。就在她去《十月》杂志领奖的前几天，一个名为“文学陕军再出发”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会上介绍到她，总有点不大好描述，虽然她的作品也有不少是写陕西的，可谈到她的代表作，大家先想的常常是她的“京味儿”。

为了找到在北京的归属感，她让妹妹去给她办北京的暂住证。为了能办这个暂住证，她申请加入北京作协，“我和北京作协说，我是北京的女儿，你们得收留我。说个不恰当的比喻，曹操成就事业后还知道把蔡文姬重金赎回来呢，我不要你们赎，收留我就好了。”话是玩笑着说的，内心却认真而严肃。

“虽然不办暂住证在北京也一样生活，这些都像是形式，可老太太需要这个形式。暂住证一办，我就盼着，半年以后我坐车呀去公园呀，就和北京人一样了。”由此说，这样的形式确也是一种实质内容，寻找故乡对自己的认可，也确认自己和根的关联。

四五岁的时候，父母照顾不过来她，她便和三哥三嫂一起住在颐和园里的一个小院里。平常他们上班，她就一个人在偌大的颐和园里呆着，走遍了园中的角角落落，甚至园中的每一个季节，寻找着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的叫“哈拉闷”的精灵。

六岁她失去父亲，也失去了经济来源。贫困的生活，靠典当为生的屈辱，在她心上刻下深深的伤痕。19岁，她离开身患绝症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把家里最后一张波斯毯换成一床棉被只身去陕西，一去经年。

插过队、上过山、在各种磨难中体味着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残酷。虽在陕西多年，她的根却无法改变，说话还是京腔，爱吃的还是北京口味。

然而再回到北京，记忆里的感觉却已难寻。站在楼上看北京的夜，灯火一片，有点深入不下去，也不知道往哪深入，于是在书里找，在书里写，在书里回忆。有时候半夜醒来，不知自己在哪睡着，也不知是在小时候还是已经老了。

她常想人生是悲凉的、寂寞的，即便是在热闹的人群里，内心的孤单也是无可替代。但这些年，许多的情感水分都变作泪水蒸发，她渐渐不再为自己过去的经历过多感伤了。

有工资有稿费衣食无忧，她很知足。让她觉得幸福的，是她有一群年轻的知她懂她的读者。

中秋节时候，她和他们一块儿到颐和园景福阁赏月，初冬时候，她和他们一块儿到国家大剧院听昆曲；在网上，他们和她交流看戏，讨论美食，期盼等待她的新作，也积极而有建设性地给她的写作提供思路和素材。

“昨天在群里（她有个叫豆汁记的QQ群），他们问我晚上吃什么，我说就熬点红豆粥吧。过了半小时，听见有人敲我家的门，一开门，原来是群里的朋友，他说听您说煮了红豆粥，给您带点酱肘子来，配着吃正好！特别好，这帮年轻人。他们中好些个戏也唱得好，不是那种不着调的。有一次还邀请我一起来着，我说我要唱也行，但得买青衣的练功服老生的髯口然后唱花脸……他们就笑我，说您和金家老五一样荒唐了……”说着，大笑起来，阳光盈在两个酒窝里。

“问问您，通常是什么样的写作习惯呢？有的作家早晨从中午开始。”

“我生活很规律，早晨六点起来，要是没事不出门就写，晚上7点多就休息，看看电视，我不熬夜。他们喜欢晚上写，也许是因为白天太乱，事情多，静不下来。我不存在，我一个人，很安静。”

聊着说着，已近中午。向她告辞，问她自己在家怎么吃午饭。

“刚才不是说了，昨晚熬了红豆粥。好多呢，继续喝。”

这个美食家对自己的照顾实在称不上周到，吃三顿粥也许还是她比较正常的生活状态。听说，有时候她在电脑前头敲字，一敲一整天，只吃一顿早点。写字的时候，一头进去，什么都顾不上了，实在饿得够呛，就去妹妹家里吃顿好的。

穿鞋出门，回头看迎门的八仙桌上，光影长脚已挪了地儿。

“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想起她写进《瘦尽灯花又一宵》中的句子。

她送出门来，按好电梯。

电梯下行，她的笑容叠合在许多文字里，竟有些恍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