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编辑最大的乐趣是和作者打交道，凡能出书的作者都是人才，无论学问还是人品——起码在过去是这样。和他们成为朋友，并处理他们的精神产品，等于深度交流，受益匪浅，感情上也得到满足。

汪家明简介：

入行时间：1984年

履职经历：曾任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三联书店副总编辑，现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等职

编辑作品：《老照片》系列、《老漫画》系列、《耕堂劫后十种》、《汉字王国》、《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等

主要著作：《难忘的书与插图》、《难忘的书与人》等

《北京青年报》的“青阅读”开设了一个不定期的栏目“编舟记”，请出版业的编辑们讲讲做书的甘苦和书背后的故事。栏目名称来自一部以辞书编辑为主人公的日本电影，那个动人的故事让我们相信，编辑工作，渡人，也渡己。

为什么要进入出版业，做图书编辑？

汪家明：当编辑最大的乐趣是和作者打交道，凡是能出书的作者都是人才，无论学问还是人品——起码在过去是这样。和他们打交道，成为朋友，并处理他们的精神产品，等于深度交流，受益匪浅，感情上也得到满足。很多编辑一辈子就是通过和作者打交道建立起自己的生活圈、工作圈，工作与生活合为一体，我也是这样。

第二个乐趣是，我喜欢什么书，就可以出什么书。因为喜欢某个作者，我就给他出本书，或者是我喜欢某本书，那就做个新版本。

编辑生涯中对您而言最重要的书有哪些？

编者注：《老照片》、《老漫画》的编辑出版过程，汪家明先生写过一篇《“二老”的事》（收入《难忘的书与人》），说是编辑生涯中“用心最多，寄托感情最深”的两种书。采访中他提到了另外两本书，与上文所说的“乐趣”有关。

汪家明：我从读大学起就一直喜欢张洁的作品，后来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工作，有一次在瑞典大使馆参加活动，见到了张洁，这之前她不认识我。我说想给她出本书，她说没有新作品。我说我有个想法，《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此前是收到文集里的，我说第一我要出单行本，第二我认为书里可以加很多照片、图像……后来书出了，成为卖得最好的版本，拍电影的时候剧组人手一册。

再比如《汉字王国》。瑞典文专家李之义当年在瑞典工作，看到这本书很喜欢，同时也为了学习语言知识，译了出来，然后问了很多出版社，没人肯出。最后推荐到我这儿，我说我喜欢。这本书到现在印了十几次了，卖得很好。后来版权到期，我把它从山东画报带到三联——这倒不是我的原因，是作者林西莉的要求，现在又让我拿到人美社，不久也会出新版（但我建议把“中学图书馆文库”的版本留在三联）。这本书一直跟着我，这也是乐趣所在，因为一本书，和作者、译者都成了好朋友。

编辑生涯中最令您遗憾的书有哪些？

编者注：在《难忘的书与人》的自序中，汪家明先生说“令我深深遗憾的书，莫过于孙犁的《芸斋书简》”。这是他精心做的书，并专程送到天津，但孙犁对此“似乎十分冷漠”。书的销售也不理想。

汪家明：我喜欢孙犁，他格调极高。我终于给他出了书，而且很多，像《耕堂劫后十种》、《芸斋书简》、《书衣文录》等等。我和孙犁见过两次，之前和他通过信，也是因为当编辑才能真正和他联系上。

见面时的遗憾也好，没说上几句话也好，我并不感到失望。毕竟我给他出书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把他的书彻底地读了个遍，受益匪浅，对我影响巨大，写东西前经常先拿出他的书读几篇。

对您做出版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汪家明：是范用（编者注：著名出版家，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已故）。我还不认识他，他就开始影响我了，最早是《读书》杂志，是他做的《傅雷家书》等等，后来山东画报出版社成立，当时我们就是瞄着三联做的，像《老照片》的版式、后记的写法都是模仿《读书》。我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做的很多书，都和范用有关，1997年开始，我经常去看他，从他那里拿走很多选题，像张光宇的《民间情歌》、麦绥莱勒的几本“木刻连环画故事”等等。

当然最主要的是范用的精神的影响。他有了不起的人格，非常纯粹。他对书籍有深入骨髓的热爱和了解，他品位很高，经历又广，和顶尖的出版家、文化人都有长久的交往，对三联的贡献巨大。我认为他是“文革”后中国出版的第一人，受到他影响的不仅是我。

还有刘杲，他是中国编辑学会创始人，在出版的宏观层面上对我影响很大，他很务实。比如他不赞成一味地都搞大集团，说要重视中小出版社，大集团抗风险，中小社机动灵活，已形成完整的、生动活泼的市场。还有他认为编辑功能是选择、加工、传播，缺一不可。这些看法我都很赞同。

您做书的偏好和出版社的需求之间有冲突吗？怎样处理？

汪家明：我认为要做自己喜欢、出版社又需要的选题，两者必须结合起来。而且做出版有个好处，你喜欢的，出版社一定是需要的——只要你做的是好东西，而且能够做好。

现在的编辑是很可怜的，有时候他想达到的效果实现不了，封面、开本、定价、纸张、发行，编辑说了都不算。可我一开始编书，就是总编辑，可以从选题管到书店，能实现自己所有的想法，这确实不是一般的编辑能得到的乐趣。有时候编辑做书可能会失败，让他失败一下，没关系，反正他自己承担。现在有的出版社把任务指标都下给编辑，可编辑说了又不算。

您认为做一个好编辑最重要的是什么？

汪家明：一个人要成为好编辑，甚至好出版家，需要一种本能——凡是潮流的东西，都本能地排斥。凡是别人做过的，先天就会觉得，做这样的东西没意思，挣再多的钱也不想做。没有这种本能，善于跟风，成不了好编辑。

我有这种本能。我不愿意和别人一样。比如丁午的《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我碰上了，很激动，这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做好。这本书第一版印1万册，卖了9个月，加印5000册，不到一个月就没了。还有《老照片》系列，好读物可以创造读者，创造市场。读者的阅读习惯是被创造出来的，如果说有什么是先天的，先天他需要新鲜的、别致的东西。

出版界抢选题、抢成名作者的现象似乎比较严重，您愿意给新作者机会吗？

汪家明：这种现象多了，那是出版社的自杀行为。出版社有责任培育市场。书出来出去没新东西，后继的人不被重视，就发展不了，最后市场就没有资源了。

其实好作者多得很，但需要编辑有意识地培养。像李娟，就是《文汇报》有一位编辑力推。发现、培养新作者，尤其是名牌出版社、名牌报纸的责任，一般的出版社出了卖不动，也没办法。而名社推新人，是有可能的，要把有潜力的新人当做像莫言那样的重要作者来对待，认真地推广，要把经营作品延伸到经营作者。

一个谁都不知道的作者，你第一个发现、出版、推介他的作品，最终他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文化名人，这是当编辑最大的成功。

您怎样看待当前出版社的业务发展？

汪家明：一个成熟的出版社，要形成编辑核心，而不是领导核心。也就是说，社内有几个编辑，是大家公认的最强的，他们的爱好、取向决定出版社的方向，他们做的书也往往是社里销售最稳定、卖得最好的。有了这个编辑核心就好办了，因为领导是经常换的。要是形成不了编辑核心，来一个领导就变一个样，出版社是很难发展的。

但是我所见到的形成编辑核心的出版社很少。似乎编辑们也是没头没脑、七零八落的，每个人都发展自己的，而且做得也不见得好。这时候做领导的就要建立一个编辑核心，但是这个过程会很慢，因为编辑核心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说我给你权力就成，权力形成不了编辑核心。

您怎样看待数字出版？

汪家明：我们人美社成立了数字中心，我们有《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国碑刻全集》等等，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权威的中国美术作品的数据库。现在对于出版社来说，数字出版还没有好的商业模式，我们还是先做好数据库，没有好的内容，再数字化也没用。

采访手记 纷纷开且落

采访汪家明先生，会有一种从容舒适之感，什么选题、市场、营销、数字化，这些让出版人普遍焦虑的问题，好像对他而言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他给人的感觉，有点像电影《编舟记》里那个渡过了岁月之河的主人公，淡定、平和，依照自己的心愿和喜好做书，数十年一晃而过。

《难忘的书与人》是他的新书，一本散文集。有的写阅读生活，有的是文学评论，有的记述作者或前辈，总之，皆是“书人书事”。尤其是“卷一”的文章，与出版生涯、编辑工作直接相关，读之既令人回望一个渐渐远去的出版传统，亦可为当前的出版从业者和读者们提供许多实实在在的心得——于是，这本书也就成为我们开设“编舟记”栏目的缘起。

采访慢慢变成了闲谈，后来汪家明先生给我看他手机里的一张照片，是一幅尚未完成的油画，他说可以叫“塞外的春天”，是他照着去新疆时拍的照片画的——小巷、土墙、玩耍的孩子、盛放的花树……他说：“这个环境让我想起王维的诗，‘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环境那么明亮，到处是反光，就连暗影里的墙都那么明亮，花开了，很美，却没有人注意……”

“编一本比生命还长的书——哪个做编辑的不想呢？”在《难忘的书与人》的开篇，汪家明先生这样写道。可是，如果一本美丽的书遭到了“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的命运呢？

这可能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比生命还长的书，是编辑的梦想；寂寞开谢的书，是编辑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