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的读者和作者之间模糊化，这些我都指出来了。现在微博140个字，很多写得比我们作家不差，换句话说，观赏者和创作者之间的关系模糊了。我是这么看的。
张辛欣，1953年生，1984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1978年开始发表小说，以《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疯狂的君子兰》等作品而蜚声文坛，另著有纪实文学《在路上》《流浪世界的方式》《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1988年以访问学者身份旅居美国。上世纪末开始利用剧场、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绘本等形式从事个人创作。近期出版随笔集《占领华尔街》，绘本书《拍花子和俏女孩》。
印象：用另一种方式在路上
“你在路上见过我吗？”这是张辛欣最喜欢用的一句开场白。她曾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第一个“在路上”的人。那时候她沿着大运河骑自行车，一路上见到各种各样的人。随行的央视摄影师拍下他们的所见所闻在电视上播出，她成了那个年代出镜率最高的作家。那段经历被她写成了属于她的《在路上》。1988年，张辛欣只身赴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乔治亚大学作访问学者。她打过零工，给西方老太割过草，后来嫁给了美国律师史蒂夫。做这些事的同时，她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在世界流浪。她找到了最逍遥的状态，就是“在路上听着音乐，独自开着车，在生命的时空里穿行”。
2013年11月7日，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多年的张辛欣携带绘本书《拍花子和俏女孩》到上海参加首届国际儿童书展。11月15日，她来到天津，在位于解放北路的中国金融博物馆参加“大家讲论”活动。活动前两个小时，我们坐在金融博物馆的老式大厅里面，开始了一次近距离采访。
眼前的张辛欣一身黑衣，额头的短发挑染了一抹金黄色，时尚而又另类。你不可能猜到她已经60岁了，她的思维非常跳跃，语言也跳跃，伴随着手舞足蹈，是那么的活力四射。她常常说着一句话，就跳到下一层意思，最后往往都转不回来，但你会喜欢听她说下去，因为她带给你的信息太新了。
“您还想重走大运河，还想跟年轻时一样继续上路吗？”我这样问她。她停顿了一下，其实这个问题对她来讲并不新鲜，前几年有个法国导演看了她的法文版《在路上》之后，辗转找到她，说自己也想“在路上”。张辛欣婉拒了对方，因为时代变迁了，很多当年自己采访的地方已经都市化了，采访的人都可能不在了。她告诉我：“重走大运河这个事我也很矛盾，我脊椎、颈椎都有问题，需要吃药，我的腰椎也不允许我像当年那样骑自行车了。我现在每天还健身一个小时，也许练练还行。但是我又觉得，对于口述实录和纪实文学这件事，我张辛欣还打算再做吗？不一定了。”
因为如今已进入数字时代，她对用数字的方式与世界交流更感兴趣。“像咱俩这样面对面，本来是视觉化的，但还得录音，还得打字，多慢啊。其实你拍两张照片传网上去，或者你拍一段视频，张辛欣那些废话也没有人要去看五分钟以上，剪接不剪接也不重要。”她的最新作品《拍花子和俏女孩》就是在这样的观念下创作的一本多媒体绘本书。她自己写脚本、自己手绘、自己制作电子版，并且自己蹲在美国家中的地下室里完成了配音朗读。
然而，数字时代也难逃乡愁。在《拍花子和俏女孩》这本书中，张辛欣画出了自己记忆中的老北京，她说：“我从小住校，说话也不是那么的北京腔，但我记忆中的老北京还是有吆喝叫卖，是怀旧的，有那么一点乡愁。我画我记忆中小时候的小街，画北京的城墙，90后看了说你好宫崎骏啊，其实那就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日常生活中，张辛欣有时候会有焦虑感，烦躁不安，她说自己时常要审视自己的内心。“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我感到世界不安全。”但是她和你聊天，你发现她会爽快地大笑，她说自己不是佛教徒，但喜欢“顿悟”这个词，她解释说，“换心情、换立场，换到别人的角度去看问题，郁积在内心的东西就消失了。”
现在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记者：最近在网上看了《张辛欣来“招魂儿”了》，您在里面介绍《拍花子和俏女孩》这本电子书，您怎么想到要自己做电子书？
张辛欣：因为现在世界就是这样了。我在iPad上自己做书，自己下载一个5美元的软件，每一页都是我在讲故事。我连Photoshop都不懂，我绝对是一二百五，但是我做出来了，等会儿我都可以教你做。我用雷军的“多看”也把中文版做出来了，我认为这可能是出版史上第一个用数码和多媒体做的中文版绘本书，可能是。“多看”和iPad形成了平台。我个人送给20个读者听，有中学生、有大妈，他们觉得很本真。《拍花子和俏女孩》的纸版书印了一万册，我至少挣了3万元人民币，我用这笔钱去做电子书的创业。但电子书我没挣到钱。我在“多看”上有四本书，挣了276元人民币。我就想跟他们说你们稍微有一点产品意识好吗？做电影用25%的资金在推广，你们包装几个产品，制造几个神话，让大家来看不好吗？没有人做。
记者：电子阅读能不能代替传统阅读呢？
张辛欣：我认为是可以的。当最后一代看纸书的人消失了，纸书就消失了。就像听京剧一样。我也注意到一个特征，现在中国纸书的印数是空前增加的。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大家一窝蜂；另外，书的回收率非常高，我问过一个出版社的社长，一年中他回收的书的数量也是非常庞大的，而80年代订杂志还要搭配，有些书和杂志属于紧俏商品。说到底，现在中国读书的人不多，读电子书的人也少。大家看东西全看免费的。人人都是梵·高，人人都是艺术家，全体都可以很牛，人人内心都还有那么多欲望，人人卖不出去。这是时代的通病，所以这个问题是没法解决的。
记者：在创作上您一直在扩大自己的边界，触及的领域越来越广。
张辛欣：我管这个叫不断玩儿花活，狂躁。其实可能是因为焦虑。我的寻找边界跟我个人对创作的认知有关，我有创作危机。同时时代的变化也不允许我们一直停在一个地方。我们做电影的人看到一个画面，经常会想，如果把这个画面直接拍下来多好啊。过去这是不可能的，还要架摄像机。现在已经到了想到就可以拍到的时候了，谷歌有一个产品就是直接放到眼镜上拍摄。大家都是观赏者，也是内容生产者，这个变化太快了。
记者：您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最应该干点儿什么？
张辛欣：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姥爷是日本留学生，他和他哥哥做的青岛水族馆，他们那时候就买爱迪生的摄影机。爱迪生这种发明家是有产品的，人家做灯泡卖了，做留声机卖了，做摄影机也卖了。现在雷军弄他的小米，这也是在卖产品。所以，直接卖产品吧，没有一秒钟可以耽误了！但我们现在也有问题，我们没有人支持真正的艺术创作。你可以呼吁这个事，但是没人管。你可以观察自己的行业，或者是夕阳行业，或者所谓的先进行业，其实每个人都是在挣每天的饭辙。上市遥遥无期，都先把自己累死了。
80年代让我感到温暖
记者：我记得很早以前读过您的《封·片·连》，是一个很好看的长篇。
张辛欣：一个侦探小说，把克里斯蒂的小说手法搬过来。这个小说就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播节目里播出。我不吹牛地说，我可能是中国作家里第一个说自己的书的人。就是在天津，我用三天时间把十几万字的小说，带错别字啊，哗啦哗啦地就给念下来了。他们说你都成“国嘴”了，你录的速度比谁都快。天津电台从台长到编辑到打杂儿的，都坐下来听张辛欣侃。
记者：听您回忆这些事情，能感受到80年代的文学气氛。
张辛欣：那时候社会对文化非常尊重，让我感觉到温暖和热情。我是1980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10万人招25个。那时候我已经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篇非常温文尔雅的前苏联式的小说，王蒙评价那篇小说“继承了苏俄文学的传统”。我填报名表时老师一看名字就把我认出来了，说张辛欣你是不是写过小说？他说作家是很文雅地躲旮旯里写作的，而导演是要像工头儿一样吆喝的，是很闹腾的职业，以后你受得了吗？我心说，老师，只要您让我上学，我管它呢。我为什么要上中央戏剧学院？不是因为我会表演，是因为我要上学。我也许可以上中文系，但中文系至少要考数学，戏剧学院对文化课的要求低。
记者：您有一本书叫《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那时您的写作已经开始跨越不同领域了。
张辛欣：我大学时看过一本书——《美国梦寻》，是美国人的口述实录。我发现写小说这么累人，一个字一个字码半天，这个《美国梦寻》就是前面有一段戏剧惯用的前铺，很短，比方说张辛欣坐在椅子上，晃着脚丫子，说话飞快，语无伦次。读到这你就发现一个非常遥远的、不相干的美国人站在你面前。我觉得这个有劲啊，所以大概1986年左右，我去倾听不同的人的谈话，听了不少人的故事，我管这件事叫走江湖。
我们这代人都很含蓄，面对提问他们会停顿、沉默、想词儿。你怎么把人的嘴撬开？如果你有一个平等的心态，有一点儿经验，你就有可能倾听中国人的故事。我有时候听得哈哈大笑，但经常会流着眼泪。我听这些故事的时候会想，我自己遇到的那些所谓磨难都算什么啊。这本书我采访了300个人，在华盛顿的报纸上发表，那时候美国对中国人的印象还是“蓝蚂蚁”，《纽约时报》评论说我抢了记者的行当。后来不同的内容同时在中国的五家杂志上发表。作家们很紧张，都说张辛欣一年没发小说，这小子一下子发了50多篇小说，他们很有压力，但看了之后发现都是不同的人说话，于是松了一口气。
记者：1985年您骑自行车沿京杭大运河采访的事轰动一时，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个事知道您的。
张辛欣：央视拍《运河人》节目有200人的团队，我这边这条线是我和另外一个摄影师，我是央视第一位外来主持人。后期吃饭时我和那哥们儿一桌，他们一大堆人在那边儿。当时央视的副台长陈汉元跟我商量：张辛欣，我们很有压力，你一个人一张嘴就给我们都毙了。这样吧，你不要讲传统意识，只讲在路上看到的事。我说，好吧。他又去那边说：如果你们200人都干不过一个张辛欣加一个摄影师，那咱们就跳楼融化在蓝天里吧。回来后我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广播节目主持人。
记者：您还做过电影《棋王》的编剧？
张辛欣：滕文骥拍阿城的《棋王》，他们找到我，说辛欣我们让你改编《棋王》，我说你们这不让我找挨骂吗？《棋王》是小说里的头牌的短篇小说啊。滕文骥就说，辛欣，找你改编，就是因为你不怕挨骂，哈哈哈，我们其实不要别的，就要你的名字，通过剧本我们好开拍。80年代没有任何作家像我这样，影视广播全部涉足，而我觉得这很平常。后来有亲爱的读者说，读你作品觉得你应该是张爱玲那样的很孤傲的人，你怎么这么热闹？我说大学我学的就是这个，这都是我的本行。
内心有明亮和快乐是最重要的
记者：为什么在最热闹的时候您选择出国？
张辛欣：那时候我已经出过一次国了，因为做话剧《培尔金特》的演员，我在欧洲稍微走了一下，我一眼就看清楚了。为什么？我不能面对现实。虽然80年代已经是很开放的时期，那种蛮荒之后一时的热闹，我看到的不仅是外观的粗糙和单一，我看到了我们内心的荒原。我认为最后涉足了各个行业的那个张辛欣，她在这里的创作已经走到尽头了。我感到我自己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准备是很不够的，我宁愿流放。当然我的流放是比较高级的，1988年我作为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访问学者出国，就基本上流落到今天。现在我跳过长城回来，你看我东西通吃。
记者：您怎么保持这么新潮的思维方式？
张辛欣：我觉得你要是有我的资讯条件，你跟我思维方式就是一样的。我在美国看到的和我在中国看到的不大一样。我读《华尔街日报》读了20多年，《经济学人》《纽约时报商务版》也天天读，时尚杂志我也看，《国家地理》杂志也看，我认为天下艺术家没有我这样的。也有人认为我天赋高，我其实真的比一般人都笨，我只是意识比一般人新，我思维快，有好奇心。住在美国的华人很多，天天开party，比谁住的房子大，我不跟他们谈那些。我想在更大的国际流浪的环境里看清楚世界，我想看到人类的文化创作究竟是什么样。
记者：您一个艺术家，到了美国想的事就不一样？
张辛欣：美国的艺术家或者艺术工作者99%都在端盘子，或者端过盘子。我的那段《张辛欣来“招魂儿”了》，拍摄的人是美国国家级的摄影师，剪辑师是一个22岁的美国男孩子，他的职业就是端盘子。他骑自行车接我去做剪辑，看到他我有时候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这个很有才气的男孩，他能熬出来成为艺术家吗？我觉得不一定。但是在美国，他过的是一种常态的生活。我们都要谋生，我想说，我们的知识分子比美国的知识分子，生活过得要好。
记者：您觉得幸福感是什么？
张辛欣：我觉得吃饱了穿暖了是最基本的，但是内心的明亮和快乐是最重要的。我有很多不快乐，每天也累，我连手机都丢了，我能活到这个脏乱差的地步，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寻找内心的明亮。对我来说，画画是个特别方便的方法。在家里弄块画板，临摹大师的笔触，那心情挺明亮的，时间就这样消失了。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想要纯真是蛮难的，不像90后，他们没经过我们当年那么多的事情，我们的内心压抑得太久了。如果我们还能纯真的话，我们的纯真是找回来的，而不是自然的纯真。这是一个从复杂回归到简单的过程。生命无常，下一秒钟我可能就没精神儿我就躺那了。我深知这一点。我不承认有青春常驻这件事，终究会有一天，艺术品在我面前我不能感觉，人类百态我不能感受。如果张辛欣说不回归，就是准备死在路边了，我认为这很正常。
小说正成为历史这是视觉时代
记者：为什么要用绘本这种方式表达？
张辛欣：首先我喜欢绘画，我临摹油画名作临摹了20年。我非常喜欢日本的浮世绘，那种颜色感、细节，姿势的优雅，这种美在我们的唐朝是有的，在我们的《韩熙载夜宴图》里是有的。后来我们很多名家以“气韵生动”这样一个大而全的、模糊的概念把大家都一锅烩了，两笔刷子全解决了，丢掉了当年的那种美。浮世绘带给我的感动在于他们从唐朝继承的那种仪式化、生活化、色彩化。他们把对颜色的追求做到极致，带给我们的是工匠的认真，工匠的琢磨。
在欧美国家绘本是跨年龄的阅读，1岁到100岁的人都在读，因为它的直观性，它可以解放想象力。特别是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绘本真的不再是小众读物了。你用手机拍摄也可以理解为是新式绘本，这是视觉的时代。
记者：作为作家您怎么看这个时代的写作？
张辛欣：十多年前我就写过文章，21世纪的文体是什么样，21世纪的阅读是什么样，21世纪的读者和作者之间模糊化，这些我都指出来了。现在微博140个字，很多写得比我们作家不差，换句话说，观赏者和创作者之间的关系模糊了。我是这么看。
记者：您还想再写小说吗？
张辛欣：我觉得小说已经是历史了。小说是18世纪的一种方式，当其他传媒手段还没有的时候，小说只能在报纸上连载。为什么简·奥斯汀写《傲慢与偏见》写得下去，因为那时候大家是要读的，是要读那些细节的。但是现在，像咱们俩这样说话，喝水，拿个笔记录，你让我在小说里写这些细节我都没法写了，因为没有人读。所以我想说的是，小说是某一个历史阶段的某一种传递方式，是某一种媒介手段，是某一种形容词手段。在今天这个视觉化的时代，新闻加速、视觉短促，你说能读小说的是什么人？我还可能会读，我们真可能是某类极其少数的没落贵族，因为我们还有考古学的眼光，去看三五百年前是个什么样子。比如我今天读毛姆的《巨匠与杰作》，我完全是用一个考古学的态度在读。
记者：但作为小说家您仍在创作，只不过表达的形式不同了。
张辛欣：不写小说之后，我的选择很多。我画《辛欣聊斋》，用浮世绘的画法；我写科幻故事《龙的食谱》，发在《纽约时报》上，龙先吃水泥再吃钢筋，吃完物质再吃精神，把我们自己创造的都吃完了，短篇几千字，英国《卫报》评论说这个女的到底怎么想的，是不是嗑药了？我觉得非虚构小说现在非常时尚。我知道半个世纪前美国的“新新闻主义”是怎么写的，那时候写稿子的记者都想着有一天去当小说家。我们说小说写不过现实的发展，这个事我发现了鼻祖，是写《1984》的乔治·奥威尔，真棒，太到位了。
现在的作家仍然可以坐那里写小说而不知节制，作家有权利写那么长，觉得没写那么长还不舒服呢，他认为不用改。但是读者真的有耐心读吗？我不算作家，我从来没拿过专业作家的饭票，所以我敢说这个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