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芙清，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被称为“中国软件业的居里夫人”。

杨芙清在苏联留学时。

杨芙清和她的爱人王阳元，夫妻皆为院士。

    ■通讯员 龙茂乾

    近日，在北京大学组织的青春诗会上，一位身着素雅蓝衣的优雅长者，手捧诗稿，与青年学子一道，饱含感情地大声朗诵着《沁园春·长沙》和北大学生自己创作的诗作《聆听青年》，在静园草坪上豪迈地挥洒诗情。

    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当这位80多岁的老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往往被她的气定神怡、精神饱满所感染。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依然有一颗年轻的心。而就是这样的一位老人，在中国软件科学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她就是杨芙清，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这位慈祥的老人，向记者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语气时而平静，时而激动富有感染力，带记者走进那充满艰辛而又精彩纷呈的峥嵘岁月。

     人生的重要决定

    1932年11月6日，江苏省无锡市留芳声巷杨家大宅院传来清脆的啼哭声。父亲杨介辰抱着爱女，起了斟酌很久的名字——杨芙清。他期望着长女能够像她的名字一样，如芙蓉般清新高雅，品格出众。

    不负众望，年轻时候的杨芙清已经显现出超同龄人的才气。杨芙清就读于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这是一所百年名校，她在各个学生团体里都是“小荷初露尖尖角”。

    解放后不久，无锡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杨介辰胸前挂着人大代表的标志，杨芙清胸前也挂着人大代表的标志，父女二人一同参加代表大会，在杨家亲友中传为美谈。

    怀着对华罗庚先生的崇敬，她在高考时选择了清华大学数学系。到了1952年，全国大规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三所大学的数学系合并，成立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成为中国数学学科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杨芙清和同学们一起从清华园来到未名湖畔。

    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三所大学的系主任江泽涵、段学复和徐献瑜一同聚首燕园，他们所倡导的“团结合作，亦教亦研”等优良作风在燕园生根发芽。在大师们的影响下，杨芙清接受的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数学教育。

    1955年，杨芙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师从徐献瑜教授，成为我国第一个计算数学专业的研究生。

    而当时，我国的计算机事业还是一片空白。为了研制中国自己的计算机，国家决定派代表团去苏联科学院学习计算机技术和程序设计。

    一个机会，摆在了杨芙清面前。

    这时候，杨芙清迟疑了。

    当时选择学数学，是因为她一心想成为华罗庚那样的数学家。从一开始学习基础数学，到后来研究生期间学习计算数学，再到现在要学程序设计，她在问自己——“距我所追求的华罗庚式的数学家是不是愈来愈远了”？

    短暂的思索被一个信念打断了。她意识到此时正是国家需要她的时候。杨芙清深思熟虑，说出了影响她一生命运的一句话：

    “只要是国家需要的，我就应该去做，而且要做好！”

    杨芙清做出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决定。而支持她做出这个决定的信念，在多年后，同样帮助她做出另外一个影响中国软件科学的重要抉择。

    这样一个单纯的行为，竟使她抓住了时代的机遇，她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学科领域——计算机软件。而这个领域在不久后，便蓬勃发展，影响到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

    从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学习程序设计后，她又奉命转入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师从计算科学家米哈依尔·罗蒙诺维奇·舒拉勃纳学习程序设计自动化。舒拉勃纳曾多次对赴苏访问的中国学者说：“我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中国女学生——杨芙清。她是一位思维敏捷、富有创造性的软件科学家。”

    天道酬勤。在苏期间，杨芙清独立设计和实现的“分析程序（逆编译程序）”，以其独创性被西方杂志称为“程序自动化研究早期的优秀工作”。

    没过多久，杨芙清接到了二次赴苏学习的消息，北京大学准备派杨芙清去苏联的联合核子物理研究所工作。而这次与5年前第一次赴苏学习的情形却相差甚远。

    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情形不容乐观。

    “环境不好，会很艰苦”，这是杨芙清得到的消息。与5年前不同的是，她已经有了刚满周岁、尚在呀呀学语的儿子。

    襁褓中的哭声，会牵绊住这位年轻母亲的心吗？

    这次，她没有迟疑。

    她回家看看心爱的儿子，就踏上了二次赴苏的征程。有了5年前的经历，她清晰地明白此行的意义。

    这次，她以中国计算机专家的身份来到杜勃纳联合核子物理研究所，负责科学计算。这段时间，她努力学习核物理基本概念，及时总结程序设计的规律，积累有关资料。这些都为她回国后开展有关计算机科学技术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国家使命，落在了学成归来的杨芙清身上。

    当时，我国能源紧张状况日益严重，急需装备先进的计算机来处理大量的地质勘探数据。面对国际上严密的科技封锁，唯一的办法只有依靠中国的科学家自己研制。

    前所未有的挑战

    1969年12月，国务院正式向北京大学下达了研制每秒100万次的大型集成电路计算机——150机的任务，杨芙清负责主持操作系统的研究。

    天降大任，杨芙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时，手中连一本起码的参考资料都没有，只有她一人是用过计算机的人。其余的都是20多岁的小青年，对计算机和操作系统一无所知。困难重重，许多人信心不足。

    “我们中国人一定要争口气，把它研制成功！”杨芙清用这句话鼓舞自己，也鼓舞她手下的学生兵。

    艰辛创业，含辛茹苦。她和从事集成电路研究的爱人王阳元同赴昌平200号基地，把几个月大的女儿送到外地的公婆家，让读小学三年级的儿子孤伶伶地守着只有16平方米的家。孩子自己上学、吃饭，连生了病也是自己照顾自己。

    后来，杨芙清干脆把孩子接到昌平200号，上了农村小学。尽管如此，她也只能在深夜见到独自沉睡的孩子。

    150机是运算速度为每秒100万次的大型计算机，研制时首先得设计出指令系统。杨芙清在讨论的基础上，负责编写指令文本。这是一项十分精细、繁琐的工作。

    在反复修改中设计出一版、二版、三版，直至最后定稿，杨芙清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写出了指令文本后，她又率领软件组的科技人员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终于设计出150机整套操作系统软件。

    为了与计算机研制同步，她所带领的研制组背着资料到大庆油田的108乙机上调试150机操作系统。情况特殊，不允许有丝毫差错。他们硬是把庞大复杂的程序和数据都装进脑子里，以期对调试中的问题能及时思索、推理和解决。

    他们十几个人干劲十足，昼夜倒班，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除去吃饭、睡觉，都在工作。在大庆调试的日子里，气管炎又犯了的杨芙清根本不舍得休息，任凭咳嗽不止，她照样咬牙坚持。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仅用了23天，研制组终于把百万次多道运行操作系统调试成功。而按照常规，要把150机操作系统全部调通，至少要半年时间。

    “北京大学创造了一个奇迹！”喜讯传出，在全国同行中引起了很大震动。

    杨芙清说：“当研制组背着成果凯旋而归的时候，感到天特别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操作系统的调试成功，有助于硬件调试的进展。1973年7月的一天，杨芙清在机房整整工作了一夜，第二天凌晨，从昌平200号的机房里传出清晰、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声，整个昌平200号轰动了。

    它向人们宣告：中国第一台百万次多道运行计算机——150机研制成功了！

    这是我国自主开发的第一个规模大、功能强、能支持多道运行的计算机操作系统。

    百万次大型计算机的成功使得我国石油、地质、气象、国防工业等多个部门获益，由此引发了我国石油数字化的第一次革命。1978年，即150机研制成功的第五年，150机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50机研制成功后，等待杨芙清的是又一个巨大挑战——240机。1973年，中国根据全球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形势，提出了研制中国系列机计划。杨芙清参与200系列机软件的总体设计，负责系列机操作系统文本设计和240机操作系统设计。

    若将150机的软件设计形象地比喻为一群年轻人在一张白纸上创作出第一幅画卷，如果说这是特殊环境下的一个高科技重担的话，那么200系列机软件系统设计更是一个充满创新色彩的超级重担。

    命途多舛的240机同样承载着杨芙清无数个日夜的辛勤付出。240机操作系统曾面临下马，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杨芙清才依托北京大学计算机科技系重组240机操作系统攻关队伍。

    此时，摆在杨芙清面前的，是一个更为艰难的抉择。

    240机下马前采用的是“模块组合结构”，虽然在当时并不落后，但杨芙清根据当时流行的进程分层结构和管程概念，深入研究了操作系统的体系结构，提出了“层次管程结构模型和PCM设计方法”。这种结构具有结构简单、灵活，系统安全性强，运行时检查开销小等特点，要比传统的模块组合结构先进得多。

    这就意味着，若是按照原来的设计，虽然能较快地完成任务，但是将很快就会被更为先进的“层次管程结构”设计所取代。

    事实上，原先的系统是杨芙清带领十几名科研人员经过3年苦干才完成的。如果推倒重来，3年之功将毁于一旦。

    怎么办？

    “推倒重来！”

    杨芙清毅然决定重新设计240机操作系统，“决不能让它一问世就带上落后的帽子！”

    杨芙清的精明、果断和责任心，赢得了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尊敬。事实上，这个决定最后被证明是富有远见的，“先进的结构，为日后的发展赢得了大量的时间和空间”。

    经过长期苦战，他们终于在1981年完成了240机操作系统全部程序的调试工作，这是我国第一个用高级语言书写的大型机操作系统。1985年，240机操作系统荣获电子工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杨芙清参与设计的系统程序设计语言XCY也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这个人就是愿意迎接挑战!”多年后，回忆起来，杨芙清依然是那样从容、自信。

    她把人生最富华彩的岁月都交给了那些最单调的计算，然而也正是这些极为枯燥的计算为国家创造了许多辉煌。

    比尔·盖茨最想见的科学家

    240机操作系统的成功，使杨芙清成为中国计算机软件科学领域的一颗冉冉上升的科技明星，但她并未自我陶醉。

    当时国内外公认计算机软件存在“复杂程度高、研制周期长、质量难以保证”的三大难题。国外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出现了“软件危机”，要求发展软件工程的呼声日益高涨。

    这次，她成为软件科学大潮中的“弄潮儿”。

    她最先开始探索和研究软件工程的基础问题，组织了全国第一次软件工程研讨会，之后，她开始研究软件工程核心支撑环境，被定为国家“六五”科技攻关项目。

    著名的“青鸟工程”的序曲就此拉开。

    “青鸟”一名的来源，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1991年，国家计委决定举办‘七五’科技攻关成果展，我们的软件系统有幸作为软件的代表参展。当时参展的集成电路设计系统取名‘熊猫’，他们优先占有了国宝的名字，我们取什么名呢？”杨芙清回忆“青鸟”命名时这样说道。

    课题专家组绞尽脑汁，试图起一个好的名字。一次会议上，北大教授周锡令念起了李商隐的诗句：“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周锡令的话音未落，就被一片叫好声打断了。

    青鸟，是我国古代传说中西王母的信使，专司西王母与人间信息的传递。专家组为“七五”攻关成果取名“青鸟”，正是希望为我国软件产业的起步和腾飞做出贡献，不断推动产业的发展。

    研发“青鸟工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进软件生产手段的变革，通过工程化开发方法、工业化生产技术，建立标准规范，提供支撑工具和环境，让软件设计从手工作坊式变革为工业化生产。

    “青鸟工程”是全国软件界的大联合、大会战的成果。青鸟Ⅰ型由10多个单位100多名科技人员联合攻关，到了“八五”期间的青鸟Ⅱ型发展到了22个单位，330多名科技人员。产学研、老中青结合，很多年轻人自称为“小青鸟”。现在，当时的“小青鸟”很多已成为软件界的骨干和学术带头人。

    如今，一只巨大美丽的青鸟直冲苍穹，而无数的小青鸟跟随而上，簇拥着，飞向远方。

    1993年，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访华时，杨芙清是他特别提出想要拜访的两位科学家之一，另一位是科学界老前辈周光召先生。在参观并动手操作了青鸟系统之后，比尔·盖茨认为“中国的软件开发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盖茨第二次专程到北大访问，宴请的名单上又少不了杨芙清，再次来则邀请杨芙清作为专家座谈会的嘉宾，专门讨论了软件教育和软件人才培养问题。

    十几年的前赴后继，终于结出硕果。1996年，在“青鸟工程”成果基础上，国家计委批准北京大学成立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由教育部主管，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软件工程研究中心”，负责“青鸟工程”成果的转化，为科技界和产业界搭起桥梁，形成纽带。

    北大青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软件开发终于走向了产业化、进入规模化。国际软件界评价青鸟系统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是国际少有的大型综合软件支撑环境之一，因此有人称杨芙清为“中国软件业的居里夫人”。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一直以来，杨芙清都时常感激她的导师徐献瑜，是她最难忘的老师，更是她走进新领域的引路人。

    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她忘不了导师为她提供一台手摇计算机所费的周折；她也忘不了每个周一到燕东园见导师，交出作业，导师仔细复算、分析的情形；她忘不了徐献瑜帮她整理讨论班报告的思路，一句一句地教她怎么讲时一丝不苟的态度。

    恩师于无声处对杨芙清的影响更是严谨、求实的治学之风，这一点她的学生都感受到了。

    “十几年来，受教于恩师良多，从如何选方向、治学和研究，到如何做事和为人，从如何身体力行、完善自身，到如何带领团队、凝聚合力，从如何做好学生，到如何教书育人，林林总总，难以一一列举。”杨芙清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说。

    她的学生、现为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的邵维忠还记得老师与学生们同甘共苦的日子——“在上海调试240机的时候，冬天天气特别冷，把毛衣和棉袄都穿在身上，还觉得冷飕飕的。晚上工作到深夜，肚子饿了就用煤油炉煮点东西吃，杨老师年近半百的人也与我们同甘苦，这对整个队伍的士气是极大的鼓舞”。

    50多年来，她培养出100多位硕士、50多位博士和博士后，其中很多人早就做了教授、博导和产业精英，可谓桃李满天下。

    作为女科学家，杨芙清还收获一系列值得骄傲的成功：她不仅选中了一位出类拔萃的好丈夫、著名的微电子专家王阳元院士，而且养育了成功的儿女，他们拥有博士学位，而且在工作岗位上做得很出色。“夫妻双院士，儿女双博士”，这个家庭如此高的学历结构大约算得上中国之“最”了。

    杨芙清不仅仅是我国著名的计算机软件科学家，还是一位具有创新教育理念的教育家。

    早在完成150机操作系统后，杨芙清就及时把在操作系统研制的实践经验整理成《管理程序》，成为当时从事计算机系统研制者们的启蒙教材，也成为操作系统的第一代教材。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北京大学成立了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后来杨芙清成为该系的第一位教授和博导，并从1983年开始任系主任，这一干就是16年。

    2001年，教育部和国家计委下发了试办示范性软件学院的通知。杨芙清意识到这是又一个发展契机。已70岁的她立马投入到北京大学软件学院（2004年后更名为“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的筹建中。

    在教育部和国家计委等部门组织的答辩评审会上，杨芙清作为答辩人，提出了崭新的办学模式和发展战略。

    据说，杨芙清答辩时所用的演示文稿，由于其完整的框架和崭新的思路，成为兄弟院校争相模仿的“模板”。

    杨芙清带领她的团队，把建设软件学院的想法付诸实践。她创造性地提出了“专业教育学分制、素质教育学苑式、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办学模式，这一模式在学院开花结果。

    2005年，“北京大学示范性软件学院建设”项目荣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在颁奖典礼上对杨芙清说：“杨老师，你做科研得奖，教学也得奖，了不起啊！”当记者问到杨芙清有什么诀窍时，杨芙清说：“没有别的，就是调动学生们学习的主动性！”

    一片赞誉声中，杨芙清并没有止步不前。

    80岁，杨芙清再一次出发，把目光投向了工程博士的培养。2012年，在“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成立10周年暨首届工程博士开学典礼”大会上，杨芙清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培养工程技术领军人才”报告中，为北京大学工程博士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目标和构想。

    半个多世纪里，她一直都走在科研育人和教育创新的最前沿。她睿智而又执着的目光一直关注着中国的计算机软件科学，一刻也不曾离开。

    “将一生与祖国的兴旺、民族的发达联系在一起，并为此终生奋斗在自己的岗位上，是最有意义的。”这句话用来形容杨芙清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院士在《杨芙清文集》（第二辑）序中，将“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送给她。耄耋之年的杨芙清依然记得在青石板小学堂读过的名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她说，她的一生注定要这样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