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家之“荷花淀”派

　　位于京津翼腹地、绵延360多平方公里的白洋淀，风光浩渺秀美，淀泊物产丰富。其间100多个大小水淀，陆水交错，渔村掩映，更有府河和大清河 与之南北接涌，不但为水上重要交通枢纽，同时在军事上也占据了地域之利。抗战烽火燃烧的年代里，那些似乎无穷尽的沟河蔓蜿的淀区、遮天蔽日的芦苇荡，为英勇的抗日军民提供了天然的御敌屏障。这里，也由此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荷花淀”派写作的发源地。

　　荷花淀文学流派的开创，来自孙犁和他的短篇小说《荷花淀》。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他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的一户农家，在乡村 小学和保定育德中学度过了少年时期。孙犁的身体自幼偏于病弱，性情敏感，从10来岁起，他便着迷于《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这些名著，还到处追着 听民间评书人讲说《杨家将》《七侠五义》，最早从古典名著和民间文艺中得到了文学的滋养。中学毕业后，家境贫寒无力升学的孙犁，抱着当作家的梦，一度跑到 北京去做小职员，给报刊杂志投稿，过了一段颠沛流浪的日子。1936年，经朋友介绍，孙犁来到了白洋淀安新县同口镇的一所小学教书，白洋淀一带劳动者的生 活、淳朴的民风乡情和清丽的淀泊景色，无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战全面爆发后，孙犁先是在翼中抗日政府做一些抗日宣传、理论教育等文化方面的工作，同 时也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写作。从这时期他陆续发表的一些文章来看，他探讨革命文艺和鲁迅作品，对诸如现实主义文学、民族战争与文艺关系等这些在左翼阵营和革 命根据地流行、提倡的进步文艺观念已有了相当的浸润和把握。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确立了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深 入到群众中去。孙犁此时虽然人不在延安，但数年来在翼中根据地从事的抗战宣传和文艺工作，使他对这次延安讲话的精神显然进行了积极的关注和体认。1944 年，孙犁来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他更为炽热地投入了文学创作。1945年，孙犁反映翼中人民抗日斗争的短篇小说《荷花淀》，放在了延安 《解放日报》副刊编辑方纪的面前，方纪在多年后曾回忆了自己当时翻阅小说后的感受：“差不多跳了起来”，“那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又经过整风，开始写 新人——这是一个转折点：但多半还用的是旧方法……这就使《荷花淀》无论从题材的新鲜，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式的新鲜上，在当时的创作中别开生面”。

　　在《讲话》发表的大背景下，《荷花淀》的出现适逢其时。与同时期的大多数文学作品不同，在《荷花淀》里找不到烈火狂飙式的宏大战争场面。在孙犁 的笔下，洋溢着独特的风物美、淳朴的劳动美和战争中的人性美的荷花淀，是养育了翼中人民的白洋淀的精华所在。烟波秀渺、蔽日荷花——这清新明媚的景象背 后，隐匿着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孙犁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入手，用他纤细明亮、充满人性温暖的笔触，刻画人们恬淡生活与残酷战争的矛盾冲突，用优美清丽的 诗性表现，将百姓寻常生活场景、夫妻情爱、家国情怀和时代风云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表达一种昂扬向上的现实主义浪漫精神，他的作品蕴含着深厚的人性与清新灵 动的审美底蕴。《荷花淀》一经发表，立即大受解放区读者的欢迎。《荷花淀》为那风沙粗粝的西北高原带来了白洋淀水乡洋溢着荷花香味的和婉之风，给广大抗日 根据地军民带来了美好情感的慰藉和必胜精神的鼓舞。此后，孙犁又陆续发表了《芦花荡》《碑》《嘱咐》《藏》《光荣》等一系列作品。无论是描写白洋淀区还是 滹河岸边，他在创作中始终忠实于自己的艺术个性，在创作上逐步走向成熟，形成了清新明快、优美婉丽的艺术风格。孙犁独树一帜的作品在延安根据地备受瞩目， 成为解放区与赵树理并立的代表性作家。

　　孙犁作品多以民族解放战争和明净秀丽的水乡为背景，通过对抗日军民，特别是农村普通青年女性的生命讴歌，抒发乐观昂扬的情感和精神，追求纯美健 康的生活理想，使作品焕发着与人民休戚与共的诗意的光芒。他非常擅长在看似平淡无奇的俗常生活中，选择最能反映生活本质的材料进行典型化创作，从普通人的 言行际遇、甚至细微的心理活动中发觉时代汹涌的惊涛骇浪。《荷花淀》《芦花荡》是如此，《嘱咐》则是一开始就用凝练的语句和含蓄的描写将故事主人公置于特 定的情形之下，力图将“人的善良崇高的品质能够毫无限制的发挥到极致”。小说围绕分离8年、一夕相聚的水生一家展开。大敌当前，夫妻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 验。作品写了第二天凌晨，撑着冰床又送丈夫出征的水生嫂像“一只雨后的蜻蜓爬上了草叶”，当冰床“像受了惊的小蛇”穿过了窄窄的水沟，丈夫叮嘱她“慢一 些”，她却谈笑风生，打趣丈夫道：“同志！我们送你到战场上去呀，你倒说慢一些！”她也会向丈夫倾诉表白“我现在心里很乱……只要你还在前方我等你到 死。”质朴的语言，一个满腹柔情却深明大义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小说《藏》因其情节曲折、悬念迭出而别具一格。故事叙述了在抗战紧张的日子里，丈夫新卯的 昼伏夜出引起了妻子的怀疑。作品一波三折，谜一样的悬念，扣人心弦。“藏”既是身为领导的丈夫身份的揭晓，也是抗日战士的隐蔽之处，更是在“扫荡”中生存 下来的女婴的名字。最终夫妇消除误解，共同抗敌。在小说的结尾，阴冷潮湿的地洞里传来女婴闷塞的悲啼。外面的恐怖世界里，一切依旧无处可藏，人们还在忍受 苦难，进行斗争。这篇小说是孙犁于1946年10月在河间修改后发表的。矛盾复杂的心理、跌宕起伏的情节，流露出作者此前写作中少有的悲怆和峻厉色彩。小 说除了对故事主人公坚忍不屈的意志的赞美，更表达了作家对罪恶战争的愤懑和控诉。总体来看，他的小说里对一系列农村青年女性形象的深细刻画，正是孙犁作品 最富有感染力的地方。不论是前面所提到的，还是他后来写的《村歌》《吴召儿》《山地回忆》《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作品里的青年女性形象，一一都给人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写的农村青年女性，每一个都是特殊的，但每一个又都是美的。她们明艳善良、坚韧淳朴、温柔可人、活泼可爱……铁凝后来说，读孙 犁小说中的女性“对我有一种不可言传的美的诱惑”。小说里这些女子个个形神毕肖、语言间充满着乡风野趣，爽快乐观中散发着健康自然的女性生命之美、性灵之 美。“水生嫂”是其中的经典形象，《山地回忆》里面的“妞儿”则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孙犁后来谈到“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 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在那可贵的艰难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 孙犁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地道的农村女性。他认为母亲语言是他“语言的乳汁”，而“童年结发的妻子，她的语言，是我的第二个语言源泉”。

　　就这样，他以自己独特的笔调响应着时代的号角，也坚执地表达着他的艺术旨趣。他的文笔天然清丽，淳朴又委婉含蓄，从来不着浓墨重彩，一向以随性 大气而又诗情馥郁著称，为一代代的读者所喜爱和称道。茅盾评价孙犁时说，“孙犁有他自己的一贯风格，他的散文富有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 而绝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后来贾平凹说道：“读孙犁的文章，如读《石门铭》的书帖，其一笔一 画，令人舒服，也能想见到书家书时的自在，是没有任何病疾的自在。”

　　1949年随着解放军进入天津，孙犁到了《天津日报》主编《文艺副刊》。1950年他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在《天津日报》连载，当时的评论认 为，这部小说是“早晨的一片云霞，淀上的片片白帆，林间黄鹂的鸣啭”。这部以滹沱河两岸农村社会复杂的家族关系为线索，描写抗日战争初期冀中平原上尖锐民 族矛盾和严峻斗争情形的小说，被人们称作是反映抗战的史诗式作品。稍后发表的中篇《铁木前传》，被文坛誉为孙犁的艺术高峰。由此可见世人对孙犁作品的喜爱 程度。包含了《荷花淀》等在内的孙犁的早期小说散文合集《白洋淀纪事》，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以《荷花淀》为代表的那些朴素生动、饱含诗情画意的白洋 淀故事，此时更是广为流播，几近家喻户晓，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被孙犁的作品吸引和感染，许多青年作者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后，自觉不自觉地在模仿和追随 孙犁的艺术创作。而自从开始负责《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孙犁就主张办刊既要“小而精”又要有地方特色，“要敢于形成一个流派”。在他的坚持和鼓励下，以 《文艺副刊》为阵地，聚集了一大批活跃在京津冀地区的青年作家。这些推崇孙犁艺术创作、擅长以北方乡下风土人情和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家群，便于上世纪50 年代，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中国文学流派——“荷花淀”派。其中以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人为代表。这些年轻作家，以他们散发着泥土气息 的、新颖生动的小说作品，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坛崭露头角，仿佛一塘沐水而出的清荷，在初日的映照下，闪烁着新鲜而又温润的光泽。例如刘绍棠发表的 《摆渡口》《大青骡子》《青枝绿叶》《运河的桨声》等，从维熙的《夜过枣园》《七月雨》《远离》《南河春晓》等，韩映山的《瓜园》《鸭子》《水乡散记》 等，房树民的《一天夜里》《引力》《渔婆》等等。

　　凡是某一文学流派的形成，大都有其得以实现的社会心理条件和时代发展背景，代表着社会上的某种审美趋向，以及作家个体之间在生命价值体验和文学 主张上的基本认同。“行云流水，明丽天然”是孙犁文学的艺术风格，也即是“荷花淀”派的艺术追求。无论是孙犁笔下的荷花淀、滹河边，刘绍堂笔下的儒林村、 京东北运河，从维熙早期作品中的冀东平原还是韩映山的白洋淀水乡，他们都通过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去描摹现实主义的农村生活，呈现出的是一幅幅风景如画的 诗意田园。这种对农村生活的诗意观照，体现了“荷花淀”派当时的审美取向。他们善于通过轻松生动的描述，反映社会巨变下农村生活的新事物和新希望。孙犁 说，“我始终坚信，我们所追求的文学，它是给我们人民以前途，以希望的，它是要使我们的民族繁荣兴旺的，充满光明的”。孙犁认为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 家，必须保持一种单纯而真诚的“赤子之心”，因为“保持了这种心地，可以听到天籁地籁的声音”。在兵荒马乱、满目疮痍的战争岁月里，坚持以“赤子的心”用 文学带给人们以希望、给生活以理想、给民族以前途，给国家以光明，这就是他一贯坚持的美学理想和艺术追求。经历了战争岁月洗礼，描写与讴歌热爱祖国、英勇 战斗的人民群众成为孙犁作品题材中的主旋律。他认为这些都是生活中极致的真善美，需要文学努力地去发现、去表现。作为具有相同地域文化传统和文学价值观念 的“荷花淀”派作家，深情讴歌新中国、新农村、新事迹使他们在题材上大致相近。他们有的讲述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人们的认识与转化，如房树民的《引力》；有的 讲述人们维护集体利益、爱护集体财产，如韩映山的《鸭子》；有的讲述农村青少年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为农业服务，如刘绍棠的《瓜棚记》等等。这些作品真实生动 地反映了新风气下中国农村的新面貌，立意新颖、别出新意，有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刘绍棠受到鲁迅、肖洛霍夫和孙犁小说的影响，始终把农村、家乡作为关注的对象。在“反右运动”中他被迫下乡劳改，十年动乱中乡亲们的庇佑更让他 坚定了用心血和笔墨来描绘运河乡土风貌的决心。长篇乡土小说三部曲《地火》《春草》《狼烟》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而《二度梅》中的“洛文”更是他对自己 青年时期的一个寄托。这位“大运河之子”在乡土文学的创作中打了一口“深井”，以主体审美逻辑认知生活细节，以地域文化视角描摹燕地民风习俗，谱就一曲至 情至美、从容惬意的“新中国田园牧歌”。

　　从维熙早年的作品同样也深受孙犁的影响。他的《夜过枣园》《七月雨》《故乡散记》以生动的笔触描写着农村的新人新事。他笔下的石翠兰、满秋、翠枝儿等清新自然的女性形象，无不散发着华北平原泥土的芳香，散发出诗意的美。

　　从1941年孙犁发表《琴与箫》，到1956年房树民的《渔婆》，这期间，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和土 地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给“荷花淀“派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动力和源泉。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 入，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更广阔的空间。作家在创作的向度和广度上更为自由，表现手法日趋多样。历经坎坷的“荷花淀”派及其作家几经沉浮，终于迎来了新 的发展契机。进入新时期以来，孙犁和“荷花淀”派再次得到社会的关注，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孙犁在大病10年、停笔近20年后，又伏案挥笔，发表了多部散 文集，后集为“耕堂文录十种”。刘绍棠发表了《蒲柳人家》《烟村四五家》《京门脸子》等一系列京味小说。然而不论任何文学和文学流派，作为文学流派主体的 作家及其创作，无时不在随着社会、时代和人生的变化而变化着、发展着；不断在酝酿和实现着新的创造、实现着对过往的突破，这自然便产生了写作风格的变化和 文学流派的变迁。孙犁及其“荷花淀”派也自然沿循了这一规律。比如从维熙在社会动荡中生活和创作都受到了重创，他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风格便趋于悲壮沉郁， 与早期风格相去甚远，只是在表现善与恶的冲撞时，那对真善美的殷殷叩问还透露着其早期创作的初衷。

　　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抒情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人曾用“初日芙蓉”来形容“荷花淀”派的创作气象，犹如芙蓉初发， 令人们惊喜和沉醉于那无比清新芳洁、明朗恣放的极致的美。星空流转、岁月更迭，如今这种影响，在一代代的文脉传承中依然存在，在一代代捧读优美作品的读者 心中依然存在。众所周知，孙犁与铁凝、贾平凹之间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在铁凝、贾平凹早期作品中，孙犁小说的影子也隐约可见。比如《哦，香雪》和《腊月正 月》。宏大开放的时代，赋予了作家更深层的体验和更强大的气魄。他们不仅让作品困囿于纯静自然的写意之美中，而且珍视美德、善待生命却也能直面残酷，更多 元地彰显了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风度和民族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