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之名与《青春之歌》紧密相连，对其人或誉或毁，皆与此作品有关。《青春之歌》命运多舛，浮浮沉沉，或消或息，至于今天。这部作品的命运甚至比这部作品本身更有意思，透析这部作品的沉浮或更可理解文学，更可了解时代的变迁。
1958年，《青春之歌》出版，反响不一。杨沫在日记中密切关注着《青春之歌》出版之后的各方反应与动态情况。誉之者有之。她记录道：“近日接到了读者的一些信及报上(《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读书月报》及党中央宣传部出的《宣传动态》等)都载有关于我的小说的评论或介绍，一般都是好的。”(1958年3月18日日记)又说，“海默写信给我说：周扬同志在最近召开的文学评论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最近有三部好作品出现：一是《林海雪原》，一是《红旗谱》，一是《青春之歌》’。”(1958年4月23日日记)这两条日记，一说主流媒体(包括宣传部的《宣传动态》)评价较好，一说周扬评价较好。杨沫又说“《青春之歌》普及本已出来，印了30万册。昨天回家又见到了一种一元二角钱的本子，印了10万册。总计《青》书已出了71万册了。数量不少，还经常接到读者的赞扬信。”(1958年8月20日日记)这条日记则说书印数很多，大众反响较好。
非议者亦有之。工人郭开批评《青春之歌》小资产阶级情调过分浓厚，引发了讨论。杨沫对此亦密切关注，她记录道：“从一月份起北京电子管厂的郭开同志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对《青春之歌》的评论文章后，近一个多月来，《文艺报》和《中国青年》都展开了对《青》书的评论和讨论，热闹得很！许多人都不同意郭开的意见。最后由茅盾同志写了结论性的文章。”(1959年2月28日日记)在一次讨论会之后，杨沫又记录道，“郭开开始表现茫然不知所措，后来他发言时，又大大出乎我的意外。他说写那篇批评《青春之歌》的起因，是有个记者参加他们单位召开的《青春之歌》座谈会时，有些老工人对《青春之歌》里许多地方谈恋爱，尤其对林道静和几个男人谈过爱情不满，提了些意见。那个与会记者过了几天就给他打来电话，叫他把老工人对《青春之歌》的意见写成文章，给予发表。郭开说他开始没有答应，因为他从来没有写过批判文章，不知怎么写。可是那位记者几次找他，说反映老工人对《青春之歌》的意见很重要，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一定叫他写，而且可以帮助他写……于是有了那篇批判文章的出现。”(1959年1月29日日记)
虽然，茅盾、何其芳等著文评论，一锤定音，充分肯定了《青春之歌》，但杨沫依然心有余悸，她在日记中写道：“什么人非叫他写这样的文章呢？他说的又似乎是真话。我不安的思索起来。”最终，杨沫采纳了郭开的许多意见，对《青春之歌》作了修改，1959年再度出版。杨沫说：“修改本和出版本比较，有许多地方不同。改得究竟如何，我自己还不敢肯定，还有待广大读者的检验。但是，在主观上我曾经极力改正初版本所发现的缺点和错误，并设法弥补某些不足之处。其中改变最大的，是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而这些变动的基本意图是围绕林道静这个主要人物，要使她的成长更加合情合理、脉络清楚，要使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实的基础。”(杨沫《再版后记》)
这是《青春之歌》出版之后的第一次波折，期间虽有批判之声，但以褒扬为主。
虽然杨沫修改了《青春之歌》，力图使林道静的转变更为合情合理。但是，事情又起了变化。几年之后，郭开再度开火，又出来批判杨沫。“‘文革’爆发，郭开成了有名的造反派，他于1967年4月15日在北影批毒联络站主办的《工农兵电影》上发表批判文章《揭穿一个极其险恶的大政治阴谋——坚决批判〈青春之歌〉及其黑后台》，并在北京电子管厂召开17万人的批判大会，蒋南翔、陆平都被拉上台批斗。‘文革’期间，北京市文联的负责人是著名作家浩然，他心地善良，不肯伤害同志，为杨沫开脱。郭开竟找上门去，揪浩然的脖领子。这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是政治广场上的风云人物。”(参见静庐闲人的博文《此郭开即彼郭开》，此文考证了《西藏之水救中国》中的民间水利专家郭开即是批判杨沫的郭开)关于这段历史，杨沫亦说：“还是那位郭先生，又起来发难。这次《青春之歌》的罪名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的特大毒草；接着全国有200多种小报，有无数次的批判会，对它‘口诛笔伐’。它成了‘文革’中受批判的最重的‘大毒草’之一。”(杨沫《新版后记》)杨沫这一阶段的处境和遭遇，老鬼在《血色黄昏》当中也提及。老鬼赴内蒙插队，被打成反革命，一度身陷囹圄，而杨沫自身难保，故亦一度爱莫能助。
这是第二次波折，杨沫被“打倒”，《青春之歌》被当作“大毒草”。
然而，《青春之歌》的浮沉依然没有结束。20世纪70年代末，杨沫平反，出来工作，曾任全国人大常委。1977年，《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推出新版，情况似乎有所好转，《青春之歌》翻身，评价上升，由“大毒草”又变成了香草。
但世易时移，当前对此书的评价却较低，非议之声也较大。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对此书竟置之不理，一字不提。年轻一代作家，对此书嗤之以鼻(今年5月，我赴长沙开会，和几位同龄作家聊天，有人谈及《青春之歌》，不屑之态跃然)。某些评论家也对此书评价较低，屡屡批评杨沫趋时附势。《青春之歌》中的正面人物在今天被嘲笑；反面人物却变成了正面人物。“余永泽”在1980年代成为新的“时代英雄”，譬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即受到推崇，不问政治、专心科研、只专不红的陈景润成为新时期的“新人”。余永泽的原型人物，一度被嘲讽、非议，现在却成为了高人、逸士，受到许多人的推崇，他的作品被很多人模仿。《青春之歌》所批判的胡适，在20世纪90年代亦逐渐大红大紫起来。甚至杨沫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作《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等，力挺刘亚光，亦是她根据时代变化所做出的再度调整，可惜她所选中的人是错的，其能量错用，落了个没趣，形象亦受到损害。
《青春之歌》之所以浮沉如此，乃由于其内容。《青春之歌》虽然写得很长，人物很多，修改之后叙述很圆满，但一言以蔽之，这是一部关于抉择的书。首先是杨沫本人的抉择，也是彼时许多人的抉择，亦是国家的抉择，所以该书刚出版时能够引起共鸣。所以，很多年之后，一些人对于当年他们的抉择已经隔膜，故鲜再有共鸣。
杨沫的经历虽然相对复杂，但思想相对清晰，《青春之歌》就是其经历和思想的共同反映。杨沫出生于1914年，是中产之家的女儿。初中时，她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这是典型的“五四”时期做法，甚至可以说，早年的杨沫就是五四的产儿。这些都投射到了林道静身上，只是她将林道静设计为虽长在资产阶级之家，但却是农民的女儿，她和她的妈妈都是被侮辱与损害的。面对包办婚姻，杨沫自述“我当时已读了不少‘五四’后反对包办婚姻、争取个性解放的小说，尤其冯沅君的小说《隔绝》对我影响更深。”《隔绝》是一部表现反抗包办婚姻的小说，其中有一句宣言“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对青年人确实有着激励作用。《青春之歌》的前半部分就是《隔离》的翻版，其实也是《娜拉》《终身大事》等小说的翻版。林道静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追求个人自由离家出走，碰到了余永泽，二人相恋。这个故事若发表在“五四”时期，或亦可轰动一时。
娜拉走后怎么办？各人有各人的答案。各个时代也会有不同的答案，譬如今天有人说“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她怎么可能会出走呢？《青春之歌》相对复杂一些，小说前半部分是“娜拉出走”的故事，后面则有了新变化，“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娜拉走后再度出走，娜拉抉择之后再度抉择。
《青春之歌》以林道静为主角，写了她的成长，写了她成长路上的双重抉择，思想抉择和对爱人的抉择，二者密切相关。小说将林道静抉择的关键时刻安排在新年，这是一个辞旧迎新的时刻。林道静受到流亡学生的感染，尤其是受到了卢嘉川思想的震撼，对于共产党逐渐心向往之。《青春之歌》续写了《娜拉》，林道静延长了娜拉的故事。早期的林道静是胡适的信徒，之后则成了“马克思的大徒弟相应，她读的书也发生了变化，改读左翼的《铁流》《毁灭》《母亲》等。”(1950年代，胡适在缺席的情况下受到了广泛批判，杨沫或为避时讳，故不说曾受到过胡适的影响，胡适在《青春之歌》中几次被谈及或直接出场，也都被丑化)林道静早期的爱人是余永泽，他是胡适的信徒，林道静喜欢他，亦因有较为共同的思想基础，之后的爱人则是卢嘉川们，他们是共产党员，这是林道静心向往之的对象。林道静终于告别了余永泽，迎来了卢嘉川。行前，林道静给余永泽留信道，“永泽：我走了。不再回来了。你要保重！要把心胸放宽！祝你幸福。”这是她的第二次出走，第一次是反抗包办婚姻，表现在反抗家庭；第二次出走是为了革命，还是表现于反抗家庭。《娜拉》是一个“五四”时期的文本，《青春之歌》则是一个深具共产党精神的文本。
《青春之歌》的双重抉择，可称为“革命+恋爱”模式。对青年而言，革命与恋爱最让人向往，最可以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五四”时期，皇帝虽已被革命，但依然天下大乱。先贤以为乃是中国文化出了问题，故须进行“新文化运动”，据说当时恋爱就是革命，恋爱就是反抗封建道德、制度，就是追求个人自由与幸福，于是自由恋爱蜂起，社会风气巨变。抗战之前，中国革命的内涵就有了新的变化，就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指向，故林道静抛弃旧我，放弃旧的爱人，更新自己，参与革命，选择了新的爱人。
“五四”之后，围绕如何救中国，确有很多不同的思路。但大略言之，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种思路，有“两个中国之命运”。历史和实践证明，共产党取得了胜利，解决了内忧外患的局面，这条思路吸引了全国人民，自然包括知识分子。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甘愿转向左翼，盖有由也。可参见齐邦媛《巨流河》对闻一多的描写，齐虽对闻一多持批评和嘲讽态度，但通过其描写依然可以见出闻一多为何一步一步转向了左翼。《青春之歌》写的就是知识分子心态和立场的转变，这里面有实实在在的内容，也代表了实实在在的能量。今日，诸多人批评《青春之歌》，因未设身处地思索此问题。
关于这些问题，在1950年代曾经不言自明，所以《青春之歌》甫一发表，当时的青年读之热血沸腾，心向往之。今天，由于“告别革命”之声渐起，这些问题都受到了质疑。所以，《青春之歌》再度被批评。
杨沫一直紧跟时代，《青春之歌》应时而做，力挺刘亚光，作《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及续篇亦是应时。其人一生热热闹闹，曾风光无限，但亦曾身陷是非之中。之后，杨沫虽然又写出《芳菲之歌》《英华之歌》等，但不复有当年轰动，逐渐归于湮没。《青春之歌》沉浮如此之久，有如此“曲折”的命运，盖因此书确实触碰到了真实的能量，成为了时代变化的反应器。透过此书之沉浮，既可了解60多年来文学趣味的变化，也可以了解60多年来的精神变迁和风气转变，更可将其当作一面镜子，照照我们自己，扪心自问，应该如何处理自己与时代的关系。
时也，命也，令人慨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