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皱纹，不会是一夜之间爬上眉梢的，这都是岁月累积的。一个人的写作也是这样，其变化也是随着写作的深入，自然有了苍凉感。故事可能是悲凉的，读者能读出暖，是作家的个人情怀在起作用。

迟子建，当代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雾月牛栏》、《白银那》、《光明在低头的一瞬》、《额尔古纳河右岸》等。

记者：从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整整30年，经历了不同的文学思潮，面对各种文学观念、美学追求，您有没有主动调整过自己的写作方向？您心中的文学理想是什么？

迟子建：从《北极村童话》到《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额尔古纳河右岸》再到《晚安玫瑰》，这30年创作中的变化，我想读者都是看得出来的。但我所有的变都是渐变，也就是自然而然的变，而不是刻意求新的突变。我的写作始终走在自己的路上。我属于那种从山里流出来的小溪，没有汇入大的江河。带着流经土地山川草木的气息写作，我已很知足。只要我认准的路，很少会被什么文学潮流左右。这跟我的个性也有关，因为生长在大兴安岭，每年有半年在冷风中，性格比较坚强。

我对文学的理解是这样的，文学是特别世俗、特别朴素又特别天籁的东西。我生活的土地给予了我创作的一切。在这片领地里，我还没有开拓得更好，所以我认定我在这条路上还能走下去，还有发展的空间。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储存的一些故事还没有动用。

我觉得好作家是不分都市与乡村的，关键是看你的心灵是否向生活敞开。有的作家仅靠新闻资料去写作，这种貌似深刻的写作，不管文笔多么洗练，其内心的贫血和慌张还是可以感觉到的。因为他们已经被悬挂起来，写出的东西不可能不干涩。而我不管身居都市还是乡村，都愿意融入生活之中。

生命是有限的，但只要你拥有强大的内心世界，这个内心世界能给予你温暖和爱，你就会对生活中出现的哪怕是很微弱的一丝光，都很感恩。所以，哪怕我的个人生活中遭遇到不幸，我仍然能对生活怀有敬畏之心。

记者：在小说创作中，您有没有在故事讲述的形式上不断尝试新的东西？对于那些单纯注重形式感的作品，您又是如何看待的？

迟子建：其实，我总是在为每一部作品量身打造最适合、最恰当的形式。像《白雪乌鸦》就找到进入那场鼠疫的点，用了片段叙述的形式。《伪满洲国》涉及的是14年历史，我用的是编年体，这个体例的好处是可以锤炼内容，比较容易把故事展开。其实作家都在寻找故事的最佳表达方式，就像一条河在不断向前流动中，自然形成河道的风貌。题材还是重要的，一些形式感特别强的作品，很容易走向空洞。酿出美酒再造瓶子是对的，而造好了瓶子生硬地去勾兑一种酒，却是寡淡无味的。

记者：您笔下的人物、风情、故事大都源自脚踩的这片黑土地，故乡成为您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资源。那么，您最想在故乡的叙事中传达什么？是我们具象化的生活空间，还是理想化的精神家园？

迟子建：对我来说，故乡的含义两者兼有。有现实的故乡，作家的写作就有了支撑，心里就不慌。故乡是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如果没有从小在故乡中见到的风景，没有那里的风雪的捶打，就没有我和我的写作世界。

记者：2013年伊始，您的中短篇小说集《黄鸡白酒》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的中篇小说《黄鸡白酒》以哈尔滨为背景，讲述了一位年近90岁的老人春婆婆的故事，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真实生动的市井人生画。对此，有评论称这部作品在“为市井人物作传”。您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人物情有独钟呢？

迟子建：我喜欢市井人物，他们在我眼里是文学天空的星星，每一颗都有闪光点，就看作家有没有一双发现的眼睛！《黄鸡白酒》中的一些街名，比如玉门街，在哈尔滨是真实存在的，我在那一带曾生活了七八年。在我眼里，每个市井人物都像一面多棱镜，折射着我们这个时代，更折射着他们不同的生活侧面。这里有生之艰辛和不平，也有苦中的快乐和诗意。弘一法师临终手书“悲欣交集”，我想市井人物的情感世界，用这四字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与之相比，在大人物身上，就很难找到人性的闪光点。虽说他们也有我们未知的痛苦，也有惊心动魄的内心生活，但我与他们的生活相距甚远，难以靠近。我的笔触还是伸向泥泞的街巷，伸向寒舍，伸向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普通人，才更畅快和滋润。这些烟火气十足的场所，散发着熟悉的柴米油盐气息，是文学的“重镇”，因为它们让我看到了生活的真相。若想了解一个时代，最好的办法就是走进小人物。在他们身上，你能感受到苦辣酸甜，看到希望，也看到苍凉。因为他们活在现实的矛盾当中，在尘埃里，可感可触。

我特别不喜欢长时间扎在知识分子堆里，那样会感觉很累。我喜欢市井生活，比如我很喜欢逛夜市，夜市就是一个生活的大舞台，也是文学的舞台。在那里能见到豪爽大方的商贩，也看得见斤斤计较的。他们在做小生意时，有的互相调侃，那语言风趣智慧、有滋有味，这些生活中的故事常常进入我的作品。比如《黄鸡白酒》中“分户供暖”交暖气费的情节，就源自我的亲身经历。供暖的个别霸王条款，使一些人白白缴纳供暖费。那时我是省政协委员，在做过相关调查后，写了个提案，政协也落实到相关主管单位，但他们说了一堆理由后，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所以我拿起笔来，用文学来表达。文学可以深入人的心灵世界，可以为苍凉世事中的种种不公留下注脚。写作《黄鸡白酒》时，在玉门街一带经常出现一位老太太的身影，她自然而然成了小说的主人公。她平素捡些易拉罐、纸盒之类可以卖钱的废品。她生活落魄，但神态怡然自得，见了谁都打招呼，而黄鸡白酒那样的小酒馆，我见得太多了，所以把春婆婆放在那里，我写起来异常亲切。有的作家认为虚构能解决文学的一切问题，但我还是认为，生活永远是作家重要的写作资源，虽说不是惟一资源。所以，我写到结尾，春婆婆看到那只被宰的公鸡还没有死透，鸡还在蹬腿的那一刹那，她的心和那只将死的鸡一样，是颤抖的。我写到这里时，心也是颤抖的，生活就是这样。很多现实生活的不公，都压在了这个老人身上，让她在晚年应该感受温暖和幸福的时刻，依然承受着人世的寒冷和凄凉。春婆婆的晚年会是我们的晚年吗？

公鸡在这里也有隐喻的成分。春婆婆的爱情是从一种朦胧状态开始的，因为未婚夫没有及时赶到，而婚礼不能延迟，她是抱着一只公鸡成亲的。但是她生命的历程中，爱情由朦胧变得清晰，直至刻骨铭心。人们一般理解的爱情要么是卿卿我我，要么是生离死别，但是我理解的爱情却是朴素的。如春婆婆，对一个男人能终身忆想，因为这个男人给了她温暖，给了她爱，这种东西留在她心底，像火焰一样，寂静地燃烧。所以虽然她爱的人离去了，她心底有那样一团火焰，便能每天坐酒馆喝喝酒，与街坊邻里聊聊天。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源自一个女人曾获得过丰盈的爱，这种爱是能抵御生命的寒流的。

记者：很多人从《黄鸡白酒》这本书中读出了温暖，包括您刚刚在《人民文学》第3期上发表的《晚安玫瑰》，感受到了您对人生的表达日趋沉稳，思考渐趋深入，这是否意味着您对文学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迟子建：一个人的皱纹，不会是一夜之间爬上眉梢的，这都是岁月累积的。一个人的写作也是这样，其变化也是随着写作的深入，自然有了苍凉感。《黄鸡白酒》中的5部作品，故事可能是悲凉的，读者能读出暖来，那是作家的个人情怀在起作用。作家带着对世俗生活的爱去描写人物，再悲剧的人物也获得了生机，呈现出了你所说的暖的气象。春婆婆对自己经历的苦痛并无太深的怨艾，是女性身上天然的悲悯情怀使她能够宽恕周围对她不公的人，与之达成和解。回望那些流传下来的民间神话与传说，为什么故事基本都是暖的？我想那是因为很多讲故事的人都是女性，她们身上有着母性的慈祥，在传承和复述故事的过程中，用一种天然的爱，不知不觉地把悲剧故事给消泯了。我是特别热爱生活的人，总带着感恩的心去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哪怕别人吹给我的是寒风，哪怕世界给予我的是漫天霜雪。想想吧，所有的人都会化作尘埃，没什么是不可宽恕的。我们不过是宇宙的一粒尘埃，大自然才是万古长青的。所以我也钟情于描写大自然。读者能够从我的小说中感受到暖，我还是很欣慰的。

《晚安玫瑰》是我的近作，写它差不多花掉3个月的时间，是我写的篇幅最长、也是注入思考最多的中篇，也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部作品。小说塑造的吉莲娜，也圆了我的一个梦，我把哈尔滨的另一段历史讲完了，那就是流亡到哈尔滨的犹太人的故事。《晚安玫瑰》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欲望中挣扎，通过神灵或自我救赎，走上精神的皈依之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风云变幻对个人命运的影响。迄今为止，我写了3部关于哈尔滨的中篇《起舞》《黄鸡白酒》和《晚安玫瑰》，从中也可以看到这些年来，我一方面仍然在开掘故乡的土地，同时也将笔触转向城市，转向当下的生活。前一段曾有记者问我对爱情的看法，我说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开花的，也不是所有开花的爱情都会结果的。《晚安玫瑰》中的吉莲娜和赵小娥的爱情故事，从不同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记者：不管是春婆婆、吉莲娜，还是《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她们都是年龄非常大的女性，为什么把她们作为作品的主人公？

迟子建：这里我不免怀着一点私心，就是希望自己也能活到那般年纪，而且到了白发苍苍时，依然可以拿笔讲故事。一个历经沧桑的女性，必然有着丰富的情感，而年老的女性通常是故事的讲述者。《黄鸡白酒》中的春婆婆的爱，更多体现在生活层面，但却是踏实的、亲切的、历久弥新的；吉莲娜的爱更多体现在精神层面，这种爱一样是地久天长的。现在这个社会太现实了，一切都讲求物质，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都变得特别世俗化。年轻人不知不觉间成了房奴车奴，沦为物质的奴隶。当然，他们大多时也是被迫的，是时代强迫的，有着沉痛的现实遭遇的。不管怎样，人还是要有精神信仰的。因为做精神的奴隶，人是在为自己活着；而做物质的奴隶，很大程度是为别人活着。

记者：批评家往往喜欢将作家归为都市写作或者乡村写作，您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是否倾向于某一领域？

迟子建：批评家的划分方式过于简单了，这与阶级划分有什么区别呢。好作家既可写乡村，也可写都市。像王安忆，既有《长恨歌》，也有《小鲍庄》。其实，都市小说并不都是高档商场、咖啡店、高架桥这些很概念的场所，这是浮在表层的东西；乡村也是一样，田园风光中一样有罪恶。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人性又是复杂的。而我理解的故乡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现实的故乡，一个是“精神”的故乡，这两个故乡对我同样重要。我的笔在故乡和都市之间游走，没有隔阂感。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就在长篇小说《晨钟响彻黄昏》中开始关注我生活的城市，只不过没有引起注意。从《起舞》开始，我对哈尔滨这座城市渐渐有了感情，一直到《黄鸡白酒》《晚安玫瑰》，我开始慢慢捕捉到了这座城市的脉动。

当你拨开都市五光十色的外衣，你会发现几百万人口生活着的都市，真正光鲜的人没有多少，更多的是像春婆婆这样的布衣百姓，过着简朴的小日子，演绎着生活的悲欢离合。光鲜的人物往往不是活在四季中，他们通常只活在春天里，而小人物却活在四季中，既有春光的照拂，也承受生活的寒露。

都市化进程有时也很可怕，我们往往把一些不该现代化掉的东西也现代化了，比如我在《黄鸡白酒》中写到的木窗。其实在莫斯科的郊外，这种小木窗还普遍存在，而且很适合东北的民居，但是现在一律变成了冰冷的铝合金门窗，就像我在小说中描写的一样。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的进步、生活的便利，但是步伐太快了，太盲从了，容易把好的东西也给消灭掉。作家应该警惕这种变化。对当代作家来讲，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是前所未有的，人性也从来没有这么复杂过。我说过，小时候我觉得满世界都是神灵，现在我却在人间看到了形形色色的鬼。我仍在努力用我的笔，向着人性深处开掘，因为我相信文学之光埋藏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