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1913年4月6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孙树勋，河北省安平县人。现代小说家、散文家，短篇小说大师，被誉为“白洋淀派”创始人。12岁在安平县城上小学时，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对他有很大影响。孙犁14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学习期间，开始阅读社会科学、文艺理论著作和一些苏联文学作品，扩大了他的视野，并为后来的创作和评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他一直相信艺术为人生的主张。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学，流浪北平，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旁听，曾用笔名“芸夫”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1936年暑假后，孙犁到河北安新县的小学教书，后任教于冀中抗战学院和华北联大，在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当编辑。 孙犁的小说有诗体小说之称，代表作有《荷花淀》《芦花荡》《度春荒》，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歌》小说与散文合集《白洋淀纪事》。《孙犁全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孙犁纪念馆”坐落在河北省安新县白洋淀畔。

革命文学序列里的孙犁习惯于把目光投向人情、人性。他热爱鲁迅。一生中，少时天真，晚年沉寂，远离政治、文坛，是个写作上的散兵。

精神脉络：为人生的现实主义

作为一个革命文学序列中的作家，孙犁却全无“战斗”气息。汪曾祺说，孙犁抗战时写小说，不像别人就是摸岗哨，端炮楼；也不能说仅仅“反映抗日”，他写的是“人”。同样是对“革命”“战争”的观察，在别人看到大风大浪的时候，他更容易关注到卷入其中的人情、人性。对作家贾平凹来说，当代作家中，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一个是沈从文，一个就是孙犁，他觉得孙犁不写史诗，却直逼心灵。史航则在一封写给孙犁的虚拟信件里，说孙犁写1947年在广场上围坐着纺线的十几个女孩子，就像贾宝玉谈论着诗社里的女孩子，充满爱惜。曾有人因为孙犁写作的视角，称他为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更有评论家认为，和革命文学相比，孙犁的创作更倾向于五四式的现实主义，他更在意人生故事。特别是“文革”后，他创作的《耕堂劫后十种》收录的十个集子，被认为是从革命作家转型为恂恂儒者，由早期的使命文学转型到人性文学。

而追其精神成长的脉络，基本可以确定，他与五四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文学阅读发生的。据他自己介绍，十二岁，他随父亲去安国县城内上高级小学，在那里，开始接触“五四”后的文学作品，譬如文学研究会的东西，其中，就有鲁迅、叶圣陶、许地山等人的小说。他一直视鲁迅为文字英雄，并尊奉鲁迅倡导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在《耕堂读书记》的一篇文章中，他表示，凡是小说，起步于人生，遂成典型；起步于天上，人物反如纸扎泥塑，生气全无。

他精心研读了鲁迅的作品，有的篇章甚至能背诵。和鲁迅一样，孙犁关注文学青年的成长。他曾写：余性僻，疏于友道，然于青年相处之有情者则终生念念不忘。1979年，铁凝写了一篇名为《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拿给几个老师看，有人好心劝她不要这样写，说“路子”有问题。内心有所不服的她，斗胆将它寄给孙犁，没想到他很快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刊发出来。多年后，她表示刚刚踏上文学道路时，有四顾茫然、不知所以的时候。这时候，一封信函，或者是几句话，都能点亮文学的灯火。在她心目中，孙犁先生就是那位提着灯的宽厚长者。

两种心境：前半生的“人性美”与后半生的“人性恶”

孙犁的代表作《铁木前传》叙述的是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匠的故事，它反映了新旧交替时，人在精神层面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农业合作化初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分化。小说主线是铁匠和木匠友谊的变化，从最初的建立，相互信任到破裂，副线则是铁匠和木匠子女间情感的变化，而情感的闯入者，就是敢爱敢恨，并为很多人所喜欢的“落后分子”小满姑娘。汪曾祺曾因为这个姑娘的形象有类似“卡门”的热烈、奔放特质，而说小说有西班牙的味道。

在和作家阎纲的通信中，孙犁表示《铁木前传》表面看来是他1953年下乡的产物，但其实不然，它更是他有关童年的回忆。1949年进城后，他敏感觉察到人与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者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而他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为了表达这个想法，他选择书写自己童年时期最熟悉的生活和自己最了解的人物，并赋予其情感。

孙犁怀有强烈的“本初心”“赤子心”，这使得他的文字澄澈、洁净。对于人生的初始，他也从不吝惜赞美。他说，人的一生，真正的快乐，在于童年。成年以后的欢乐，常带有种种限制。会寻欢作乐，强作欢笑或者以苦为乐。他说，“对于我，如果说也有幸福的年代，那就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

端详孙犁的一生，能看到一条清晰的从青春到晚年的明灭线。他两篇广受赞誉的小说，长篇《风云初记》和中篇《铁木前传》，也像一个隐喻。光看名字，便知最起初，他是有所希冀的：通常有初记、前传便会有再记、后传，但之后“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1978年，孙犁在给阎纲的回信中所提），他身心俱疲，两篇小说都没了后续。

在孙犁的解释中，放弃前者，是因为他才情有限，生活经验不足，缺乏驾驭长篇的经验。熟悉孙犁作品，和孙有着深厚交往的《中国发展观察》编审卫建民也曾表示，孙犁擅长“情态”写作，缺乏“情节”的编制功夫，他用写史的观念写小说，很快就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而后者，则是一本“不祥之书”。《铁木前传》写到第十九节时，孙犁跌了一跤，随即得了一场病，病中只补写了简短的第二十节，就草草结束。“文革”时，被抄家六次中，有三次是借口查抄《铁木后传》的，这让他一家人百口莫辩。后来，孙犁说，写小说常常是青年时代的事。人在青年时，对生活充满幻想，会追求没有实现的事物，但到晚年，艰辛历尽，常常对自己有云散雪消、花残月落之感，就写不成小说。在晚年，他更好一点哲学，写写散文、杂文，所以，《铁木后传》他是写不出来了。在他的前半生，他密集发现了人性美，而后半生，则频频看到了人性恶。

边缘式生存哲学

孙犁一直主张远离政治，文坛，他曾经说过，“我一生作文，像个散兵”。当荷花淀派被作为一个派别所推崇时，他说爱好相同的人热闹热闹是可以的，但他认为这个流派在当时看来还没有形成，将来希望也不会很大。他觉得文学可以从模仿学起，但应该尽快从幼稚状态摆脱出来，形成自己的风格。文人宜散不宜聚，一集中，一结为团体，就必然分去很多精力，影响写作。散兵作战，深山野处，反倒容易出成果，而他，也一直践行着自己的这种边缘式生存方式。

上世纪60年代，在去外地养病回来后，他就开始大量买书，扎堆到旧书中，并在文章里说，有当藏书家的愿望。“文革”后，他说，对于人生，对于社会，他已经不像过去想得那么天真了：“这种感情，在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发生，在解放战争期间，也没有发生，就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后，这种感情强烈了一些。人家说我现在变了。或者是笔法变了，我自己也克制这些。主要是我感觉到，现在写文章没有什么用处。”研究孙犁三十余年的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张学正教授认为，晚年的孙犁陷入了深深的“幻灭感”中。评论家黄秋耘在一次访谈里说，孙犁对几十年来文坛里边的斗争，一次又一次斗来斗去，觉得非常可怕，所以黄认为孙犁的孤僻中，好像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

1993年，孙犁身体发现肿瘤。这期间，他也曾因文学观点的不同在报纸上和人论战，几次阐发自己的文学观。1995年，他表示“欢情已尽，生意全消”，开始搁笔，直到2002年去世。

对于孙犁作品的评价，也经历了各种起起落落。早年也有学者提出要重写文学史，重新评价孙犁这位过去不受重视的作家。卫建民认为作家长期与社会不直接发生关系，使得信息出现不对称，相比同时代作家，有关孙犁的记载几乎接近空白，如果不是他女儿孙晓玲回忆父亲的书，很难找到新的发现。但同时，他观察到孙犁晚年质朴的十本小书在引发学界的关注，他认为这十本小书维系着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命脉，而孙犁继承了由鲁迅开创的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