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清华大学早期的文艺社团和刊物很活跃，一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如曹禺、李健吾、吴组湘、林庚、曹葆华等都是从清华园走向文坛的，他们与广大师生共同创作了清华文艺的繁荣。此阶段是对清华学校时期( 1911-1924)文艺传统的继承.也为下一个时期(西南联大时期〕的文艺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5年9月大学部成立以后，清华校园的文艺活动生机勃勃地展开着。它一方面继承了清华学校时期的传统，巩固着已有的社团和阵地，比如，戏剧社、文学社的活动；另一方面又组织发起了一些新的艺团体，创办新的文学刊物，其活动的范围和声势比以往更为宏大。

一、弘毅学会 

这是1926年成立的学术团体，陈铨在《弘毅学会成立纪事》中解释道：它没有任何政治色彩，为一“砥励人格、研究学说”之团体；学会的《会奉》提出了他们的宗旨：“以谋中国之解放与改造”；会员修养的标准是：一、平心研究，不肯盲从；二、坚韧耐劳，不怕牺牲；三、见义勇为，不畏强御；四、洁己奉公，不徇私情。

《弘毅》月刊的总编辑为陈铨，学说干事为吴其昌，丛书委员为张荫麟。栏目有短评、论著、学说、文艺。从现存的两卷8期的月刊上，可以看出它的文学水准。在第1卷第1期上，就刊登了一篇很为精致的小说《秋风》，将一个伪君子的形象刻画得贴切之极：少爷死了夫人，不肯续弦，并痛骂上门的媒人，似情真意切；不料，作者笔锋一转，原来他与丫环早已勾搭上了，将夫人的首饰如数奉上，两人打情骂俏，好不亲热。小说对话生动形象，不长的篇幅中显现出人物性格，男主人公的假道学真荒淫、丫环的妖艳轻佻跃然纸上；结尾的秋风一笔很是俏丽，收的婉转轻盈：“秋风从对面山峰带来一片鲜红的落叶”，读者的心倩也被宕开了。作者飞絮接着又在1卷2期上发表了一篇小说《阿银哥》，生动地描绘了一群淘气的孩子在阿银哥带动下，乘着夜色去偷吃刘二寡妇家的墨鱼炖肉，写活了孩童的心理与行动，也通过没有遮拦的孩子的口吻，说出乡村的男女私情，其笔致的老到可以与鲁迅的《社戏》中孩子们偷吃蚕豆的景象媲美。1卷4期上还刊登有一篇爱情小说《不磨灭的印象》。涛每在每一期上都有译诗，他往往用整饬的五言、七言翻译名家名诗，开头介绍诗人的生平和创作概况，涉及到的著名诗人有济慈、歌德等。

李健吾在《弘毅》2卷3期上发表了独幕剧《囚犯之家》，借历史讽喻现实：明代世宗登基之年，严嵩及子操纵大权，坑害无辜。狱中老囚犯被关押了15年，度过了壮年，他不知何罪，也从未审判过；如今新皇帝大赦，他不愿意到陌生的外面去，却硬被拉出了监狱；这时一个年轻的女囚犯刚刚入狱，她和自己的母亲一样，都是因为长得美丽遭到陷害，母亲被严大师看上，不愿屈从致死，父亲入狱，如今女儿被严公子盯上，也因为抗拒进了监狱。父亲出去了，女儿进来；豺狼当道，哪里有老百姓的生之路？李健吾在他的后记里，以自家身世比况剧中人物，感人至深。他说：“我读狄更斯的《双城记》，读到坐了十八年牢的老医生，尤其在绝望时与女儿相见，触动了我的心怀。假如他的女儿也入了狱，在他出狱的当儿？尤其在他尝够了多年的铁窗风味后的不知所之的当儿？于是我又想起自己的亡父，当他三番两次遭人暗算，于苦风苦雨下，在陆军部看守所被押的情况———这些不都是世上最恼人的凄凉的事情么？”

《弘毅》月刊中的文学评论亦见功力，陆侃如的《闵著〈春深了〉序》一文，论述闵之寅小诗创作，纵溯《诗经·卢令》、魏晋、六朝、唐五代绝句直至曲中小令，横涉日本、西洋小诗，将五四时期盛行的小诗的来龙去脉缕析得头头是道，是篇智性文评。陈铨《清代第一词家纳兰性德评传》也是一篇扎实的论文。

二、终南社

1927年又一个文学社团终南社成立，社长梁敬钊，朱自清为顾问。这是以“研究文艺为目的”的组织，聘请文学名人演讲是他们的特色。重要的演讲有：王文显的《西洋近代戏剧》、张彭春的《中国戏剧漫谈》、许地山的《中国佛教文学》、吴宓的《西洋文学与中国文学》、黄子通的《杜诗与提茨涅斯》、冰心的《文学与社会》、杨振声的《新文学的将来》等。其中杨振声的演讲对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尤其有关新诗演进的几个阶段、新诗的趋势和戏剧的现状、我国戏剧对中国戏剧可能发生的影响都有精到的论述，他说：“文学是生活的内容，是一国的国魂，伟大的人格可以影响他自己的著作。而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影响到国民性上边去。”冰心的演讲曾经引起过一番争议，对于这位当时已经相当出名的文坛女子，有同学评价颇低。在《清华周刊》第424期上，一位署名为“热血男士”的发表文章《听罢冰心女士的演讲》，说是听后失望得很，连“冰心”二字都不愿意谈了；认为“冰心要不是有‘女士’的尾巴，不见得会在文坛上享有这样的盛名：要是冰心在如今女士如鲫的时候才开始创作，也不一定会成为有名的女作家；她不过是时代造出来的，听讲演后更证实了。”署名“哈哈”发表的文章《冰心女士的演讲》，同样很不恭敬，他针对冰心演讲的几个方面—一论说其“欠精密、太笼统、太偏窄、太矫揉造作、有矛盾”等，几乎没有肯定的地方。下一期的《清华周刊》也有学生来信，认为这些杂感有谩骂性质，并不能代表清华师生的思想云云。可见，当时清华同学很有些自己的看法，并不为权威所局囿。

三、中国文学会

中国文学会成立于1928年12月，这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和同学共同组织创办的，其宗旨是：研究文学，联络感情，并谋求中文系的发展。霍世体任主席，郝御风、余冠英、关纾、谭任叔等为委员；朱自清、杨振声、毕树棠等先生一直关注参与这个学会，朱自清在成立大会上就作了《杂体诗》的演讲。在第二次委员会上确定了请名人讲演事项。在1929年下学期的第一次常会上，杨振声作了会务报告，对中文系的课程标准定了三个途径：一、注重中国课程之博观；二、注重西洋文学；三、创造新时代的文学。此后，这个学会的演讲和讨论会、读书会每学期都有计划地进行，师生共同地参与，如林庚讲过《新诗与音乐》、吴组湘讲过《大众文学问题》，朱自清、李嘉言等都有过报告。1933年，中国文学会选出职员7名，朱自清负责学说，闻一多负责出版，他们的任职一直持续到1936年。中国文学会在文学上最主要的成绩体现在出版的9期《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即《文学月刊》)上。

《文学月刊》创刊于1931年4月15日共出版9期，即第卷1~4期、第2卷的1~4期和第5卷的1期，至1932年5月止。出版委员会的组成：林庚负责出版，朱自清先生负责学术，编辑有赫崇学、安文倬、浦江清、李文瀛。从一开始，这一刊物就显示出诗文并茂的特点，既有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也有学说论文和文艺评论。文言文和古诗词在开始的几期中占较大的比重，第1卷1~4期中共有文言文11篇，古诗词63首；从第2卷起白话文和新诗占据了主要地位。据统计，在这9期之中，新诗90首、山歌民谣34首、散文10篇、小说8篇、戏剧8篇、白话文20篇；第2卷3期为“新诗专号”，第2卷4期为“戏剧专号”。俞平伯、林庚、李健吾、余冠英、孙额棠、余上沅等都有佳作。

未来的著名诗人林庚在《文学月刊》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有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多种。诗词最丰， 16首词、8首新诗，散文有4篇，其中的《月与星》写得优美而又有哲理，文章说，星光是反省的，月光是沉醉的，月下使人有一点糊涂，明星却使你深刻；月象征着美，星象征着善，太阳是真，但他认为真善不能同时呈现，“如果太阳也一同出来，我们还看得见月与星吗？”这是一个很独特而大胆的见解。林庚的诗歌最能显现其艺术素质，他的白话诗往往是多首的四句组成，偶句首字退后，形式整饬舒展；大自然景物常常是寄寓他情感的载体，如钩的黄月(《黄月之夜》)、春天的蓝水冬天的风(《春野》)、风沙万里的荒原(《长城》)无不浸染诗人心迹，他的诗情是忧郁的，但总有青春和暖意荡漾其间，即便是他最爱表现的夜、黄昏、废墟、梦境等题材，给人的感觉也不是忧伤，而是清纯和静穆，是美的流溢。比如《林中》一诗，空灵、寂寥，为失去侣伴的黄莺而吟唱：

今夜的白云四散飞驰，

闪闪的小星无处藏躲；

萤火虫儿偷偷的飞时，

疑心是流星离开了宿所！

侣伴除非是即刻归来，

黄莺将化作粉碎尘埃；

散到世界人间的各处，

打听爱人如今的归宿。

花为他流泪风为他叹息，

百般的安慰起在四面；

路旁的小草暗地里祈念，

黄莺心中无限的感激。

尽管伤心如黄莺这般，但没有就此沉沦：

思量！思量！百般的思量！

侣伴失去了怎会飞还？

林中的万物各自的忙，

天上的露珠雪一般的凉。

明早黄莺独自奋飞，

没有见他飞回。

林中和从前一样，

有风，有雨，有雷。

致力于戏剧和小说的李健吾在此发表过一首很有力度的长诗《囚犯》：

在那黑的窄门，

我看见

一个黑的窄皮囊

穿着黑的破衣裳

绽了线，

没有一针不走缝。

我听说那黑的窄门洞，

封着无数的黑的幽灵，

因为父母于女的饿冻，

黑夜摸出苇子的墙来，

……。

不知他的父母子女，

流落在什么地方。

意象的滞重与人物命运的凄凉相映衬，“黑”色笼罩着全诗：“黑的窄门洞”、“黑的世界”、“黑的忧郁”都在“啮着他的黑的心曲”，作者用体贴的笔墨镂刻着囚犯的形象和他“苇子”般的命运，“只有秋天的风，吹上它的幽径”，深沉而凝炼。

俞平伯35首《呓语》中的后14首也发表在此，它们更像一枝枝带刺的玫瑰，不论长短都既芬芳又尖锐，比如，第35首：

鲫鱼背，滑绣鞋的苏州街，

不久将变为臭油浇的马路。

弥陀阁我看见他烧了，

玄妙观我听说要糟了。

不容易再听到驴字铃挡的响，

只可以规规矩矩坐在黄包车里头，

细听那车夫的喘息；

再回头一看，会不会暗暗叫“阿呀”，

靠着墙门，小立春风的大姑娘，

早就换了时式的时妆———

一九三O年的巴黎妆？

往昔的留恋，“软设设的故乡”的憧憬，使之对“西洋文明”倍感犹疑，尤其对“净是马路和汽车之流”的物质“文明”深感不满，觉得“好像至少还有点什么”；然而“梦是仿惶，忆是凄凉”，虽则对现代的东西百般抵触，但“恐怕我也未必再想回去了，恐怕我也未必回去得了。”让我们窥见到一个立在都市中的怀旧者。

《文学月刊》中的小说不多，但也有上乘之作。吴组湘的《两只小麻雀》满溢着感伤，一对城市夫妇的儿子要玩小麻雀，奶妈马上丢下一切回家乡去抓，不料赶上发大水给淹死了，丢下了她那孤零零的幼儿。作者以平民主义的眼光注视着农民的苦难，同情他们的遭遇，他说，如同小麻雀离开了自己的母亲一样，奶妈也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儿子去哺育别人的孩子。进而提出：民国比大清国更不安宁，民不聊生。何凤元的《韭菜》很有情趣，描写一群淘气的城里孩子去看以前的佣人，在她家的韭菜地里尽情玩耍，踩烂了田，摘落了花，欢乐无比，尤其通过他们的母亲被不知就里的菜农训斥的尴尬场面描写，反衬出孩子们不计后果的无真无邪，文笔极欢快，充满生活的气息。

熊佛西的《写剧的艺术》是一篇精到戏剧理论文章，它从“未下笔以前”和“怎样下笔”两个层次论述戏剧文学的创作规律。探讨“热烈的感情”与“伟大的思想”之间的关系，提倡情感要能够“掩盖思想”，同时还要具有“戏剧性”。下笔要注意头、身、脚配置匀称，互相调和，也就是开头有强大的吸引力，发展部分“来有踪去有影”，矛盾冲突合乎人因果律，结束得耐人寻味，含蓄有力。作者还介绍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动笔前先在脑海里建一座理想的舞台”；角色不可太多，同一时间内舞台上不要有三个以上的角色；要善于割爱等等。余上沅也发表了一篇有关戏剧的论文《摹仿和摹想》，他回顾了戏剧的发展历程：怎样从演员中心(没有编剧事业)、到剧本中心(演员为戏剧家操纵)、再到舞台中心(增加了布景，观众开始“看”戏剧)，最后进到剧场中心(“文字、颜色、线条、虚实、音乐、舞蹈”等各种元素加上演员和观众的“人”的因素，构成有机的整体)；摹仿、揣摩是戏剧家的起步，“得到了把握，才自成一家”，进而翻陈出新，开创新纪元。他说：要摹仿，最好到舞台上面和后面去摹仿，不能闭门造车。余冠英的诗论《新诗的前后两期》从五个方面对以《诗镌》出版为界的前后诗坛作了详尽的分析：一、前期的诗多说理写景，后期多抒情叙事；二、前期受旧诗的影响多，后期受西洋诗的影响多；三、前期多“自由体”，后期形式整齐，注重音节；四、前期小诗流行，后期长诗发达；五、前期的是“清楚明白”，后期教“朦胧”。这些都颇有见地。

《文学月刊》3卷1期的最后刊登了“投稿条例”：研究文章不限体例，不拘白话文言，“惟须合乎文学之范围”；创作方面“则以新文艺为主”。但这是我们能够见到的最后一期。

四、文学社

清华学校时期的一些文学团体仍尚存在，尤其是戏剧社和文学社不但活动频繁，而且有新的进展。

文学社成立于1920年底，是清华园内最具影响的文学社团，从这里走出了一群响誉的作家。1929年4月文学社有所谓“中兴运动”，第456期《清华周刊·文学社中兴记》云：文学社为校内最好会社之一，代出名人，如闻一多、梁实秋、朱湘、饶孟侃、余上沅、柳无忌……最近社员夏鼐、罗懋德二人发起中兴运动，出席者有老社员及朱自清、杨振声等，新社员中，夏鼐为干事，曹葆华为书记，罗懋德为会计，三委员办理刊物，拟在北平某报办一副刊。会上还谈论了徐志摩的恋爱，沈从文、钱杏村、郁达夫的创作。在接着的第二次常会上，通过文学会简章，并决定出版月刊，郝御风等人任编辑，朱自清、杨振声、毕树棠出席会议。同年5月，文学社所编《新风雨》月刊出版，上面刊载的诗文有：杨振声的《茅盾的(幻灭)、(动摇)》、于潜的《回答》、念生的《给》、李惟健的《爱》、霍佩心的《我是一湾寂寞的池水》、曹葆华的《故乡》、朱自清的《中年》、罗皑岚的《苦果》等。《新风雨》是文学社最重要的文学刊物。

1933年，时任《清华周刊》文艺部主任的李长之发起组织新的“清华文学社”，其宗旨是“联络感情，交流心得”，有所谓“十二巨子”参加。李长之等的创作收获很大，社团活动并不活跃。 

五、戏剧社

演剧是清华最悠久的艺术传统，早在五四以前，其声誉就越出校园，蜚声平津沪等地。戏剧社自1922年成立以来，一直是清华影响面最广的艺术社团，到了清华大学时期，活动得更为井然有序，无论是舞台的演出还是剧本的创作或是戏剧理论的探讨，都颇为成功。

1925年9月，也就是大学成立后的第一个学期刚开学，戏剧社就颁布宗旨：研究与表演艺术的戏剧，分为7个部分：剧本、化装、布景、会计、庶务、文牍；历任社长有何鸿烈、苏宗固、李健吾、万家宝(曹禺)等；当年的圣诞节排演了《亲爱的丈夫》等两个剧目。1926年，戏剧社请来了洪深和欧阳予倩在工字厅演讲，欧阳讲中国戏剧的变迁史、写实派与非写实派的区别等问题，他提出，民众的艺术当以极浅近的话和极平淡的事表现出极高尚的思想。洪深讲“表演术”，谓一位好演员须将“不要脸”为秘诀，即演员登台后必须设身处地，忘掉自我，将剧中人完全当成自我。从1928年起李健吾任社长的期间，戏剧社的社员达50多人，他们进一步提出“研究戏剧原理，注重表演”的主张。1929年3月，《媒人》一剧公演，这是清华戏剧舞台上第一次男女同台演出；社长李健吾发表了《戏剧社本届公演的前后》的报告，道尽演出前后的辛苦———选择剧本、筹款(“没有一件艺术不是建立在金钱上的”)、剧场的改造等等，这一切终于引起“中外各家报纸”的评说，使之“欢喜不过”。1930年秋季学期起，“来自南开、精熟戏剧”的万家宝开始任社长，他在迎新会上导演了《自然》一剧。据《国立清华大学校刊》记载：“戏剧社自社长万家宝就职以来，工作进行甚力。”如同年11月，他们请来王文显讲美国演剧情况；接着又介绍上海的曦社来清华演剧，他们连续公演了四部独幕剧《忐忑》、《湖上春梦》、《早已过去》、《强盗》。1927年至1933年是清华戏剧活动的第二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1916—1924年)校庆、毕业、迎新、圣诞、新年等节日演出不断。

戏剧社的活动也推动了清华戏剧文学的创作，戏剧题材的扩展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剧本所描写的再也不仅仅是身边琐事、爱情纠葛等内容，而是涉及广泛的社会问题，尤其对贫富对立、为富不仁等问题有深刻地揭示。管效先的独幕剧《恶孽》，描写一家四口的辛酸遭遇：父亲拉黄包车被恶棍踢断腿，女儿不愿受管事的侮辱被工厂开除，七岁的儿子不得不上街卖油条来养家，写尽了穷人走投无路的困境，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同情。历阳的独幕剧《血食》反映着类似的主题：父亲奄奄一息，一对孤儿女无依无靠，有人要介绍孤女去当模特儿，教会人士要做媒娶她当小老婆，遭到父亲的断然拒绝。作者批判了教会和恶势力，赞赏穷困而一身正气的工人之家。同样的主题还有宫竹华创作的《芸子》，芸子出身贫困而清纯美丽，前面的大户人家的公爷祝寿逼迫芸子陪酒，遭严词拒绝，结果芸子的父亲被暗算，闭幕前公爷走狗又在砸门了，暗示着穷人的厄运没有尽头。叱的独幕剧《金妹的丈夫》对穷苦人处境的刻画更加触目惊心：阮地主借印子钱给金妹的丈夫，其丈夫还不出时就逼金妹转嫁，他用同样的方法，竟然使金妹这个可怜的女子嫁了三个丈夫，最后潦倒之极的三个丈夫碰到了一块，死了一个，抓走两个，金妹在凄风苦雨中不得其终。这些戏剧题材显示：大学生的触角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宽阔地带，反映出生活中的敏感问题。

从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中还可以看到，对于爱情自主、婚姻自由等问题的理解，也与五四初期那种一味欢呼雀跃的景况不同，而是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汪梧澍的独幕剧《Firstlmpression》内容是这样的：女学生的家里按旧方式为其订婚，女子对同学大发议论，对未谋面的男方充满偏见；男方为一大学生，要求与女子会面，不料见面一交谈，双方都异常满意。正像剧中人物所说的那样：旧式婚姻当然百弊而无一利，应该根本打倒，然而新式的也得慎重下手；比如白话诗写得没有风格，不是同八股文一样的无味？这出剧写得很是机智，对话幽默，结构精巧。梅玄的《我俩》有着反“娜拉主义”的味道：女主人太爱应酬，做医生的丈夫希望二人厮守，一次，由于老仆人的糊涂使一次聚会的请帖没有送出去，客人一个没来，只有夫妻一起交谈，结果双方都发现了无穷的乐趣，原来真正的幸福就在家里，根本不用出去寻找。曾经在清华上演过的顾毓秀的《张约翰》又刊登在1932年的《清华周刊》上，也是探讨婚姻自由问题的：留学生抛弃了国内的妻子，在国外重新娶女学生，导致前后妻子二人之死。作品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反思：婚姻自由是不是要以牺牲别人为代价？所谓的“旧式”是不是都该死亡？

九·一八事变后，清华的戏剧创作中出现了抗日的主题。叶郁生的《纪念日》以一对年轻夫妇的结婚纪念日，发生的事件来宣扬非抗战不可的思想。时间： 1931年9月18日，地点：沈阳；主人公的妻子是日本人。在结婚纪念日里，弟弟被日本人杀害；他失手打死了妻子，自己又被日本人所杀。他至死还在盼望中国自己的军号响起，希望中国的军号响彻在日本土地上。蓬洲的《活埋》描写的是“九·一八”后几天，地点也是沈阳。日本人为了节省子弹，逼迫中国的一个商人和一个女子自己给自己挖坑，自我活埋；作者写得沉郁顿挫，似有无限的愤怒积聚待发。

中国现代戏剧的领袖人物曹禺的创作也是从这里起步的，他的成名作《雷雨》完成清华的老图书馆，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里程碑。

清华大学的戏剧活动和戏剧创作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1937年后，随着学校的南迁和西南联大的成立，清华大学的文艺活动翻开了新的一页。

[作者简介]张玲霞(1960——　)，女，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