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王蘧常（1900—1989），中国哲学史家、历史学家、著名书法家。 字瑗仲，号明两，别号涤如、甪里翁、玉树堂主、欣欣老人，嘉兴人，生于天津。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文史哲艺俱通，著作宏富。

人物生平

王蘧常是现当代以章草著名的书家。3岁时，母顾氏即教他识字，并区分四声。4岁时，父以候补知府实授富川知县，赴广西任所，全家相从。伯父王步青，授以《文字蒙求》等训蒙读物，并教以执毛笔“描红”。继读四书与《毛诗》。7岁时即耽读韩愈、柳宗元文章，作诗10余首，被誉为“神童”。10岁时入富川县学受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父携眷回嘉兴。1912年，入嘉兴高等小学。14岁，因成绩优异，越级入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入学前，曾将省立第二中学教师刘子庚所著《中国文学简史》加以注释。刘子庚见后大喜。病发时，字帖压身下，为汗渍损坏，重换一本；又坏，再换一本。卧病两年多，换帖4本，遂对二王书法体会精深。病愈，读攻《爨龙颜碑》等六朝碑版。读包世臣的《艺舟双楫》，更加潜心书法。

1917年夏，沈曾植自上海回嘉兴。蘧常仰慕已久，但不敢贸然当面请教，托名“黄阿龙”，把平时读书所遇疑难问题20余条写成一信，寄去请教，引起沈曾植注意。期间，曾再次托名“阿龙”，将绝句两首投寄沈曾植，被赞为“近玉溪(李商隐)”。次年，沈曾植归里扫墓，无意中见到王蘧常习字，当面未置一语，邀他第二天去住处，给予示范。又特取《郑文公碑》墨拓八大轴相赠。自从受学于沈曾植后，蘧常不仅对北碑书法实践的认识大大加深，而且还学习治学方法，甚为受益。学习沈曾植作札记的方法，写治学心得《知无录》10余册。沈曾植教以为学当“去俗就异”，给了他重大影响。在书法上，沈曾植曾引导他说：“凡治学，务去常蹊，必须觅前人敻绝之境而攀之。即学二王，亦鲜新意，不如学二王之所自出……章草自明宋（克）祝（允明）以后，已成绝响。汝能兴灭继绝乎?”揭示了艺术取向，王蘧常终于成为章草大师。

王蘧常于1920年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受教于唐文治。唐文治治学，以“务实深进”为特色，这种学风成为王蘧常研究经史与书学的指南，使他在学术上打下了雄厚坚实的根底。21岁时，蘧常编写《三代史》，在报刊上零星发表，王国维读后大为赞赏，誉之为“王三代”。1924年由唐文治介绍，入私立无锡中学任教。1925年兼任无锡国学专门学院讲师。1927年去上海，先后执教于光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大夏大学预科、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

次年，继续钻研诸子学派，撰成文稿，并获知于梁启超。

1938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自广西迁至上海，蘧常任教务长。抗日战争期间，蘧常在之江文理学院历史系和交通大学中文科执教，在国破家亡的危难局势中，十分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将接收交通大学。蘧常与同事5人，毅然辞职离校，坚决不为汪伪执教，时称“反伪六教授”。当时的伪中央大学校长原是王蘧常的一位长辈，三次来电邀他去南京任文学院长，被他以一诗拒绝。蘧常在日伪统治时期，洁身自爱，自甘贫困，曾全家吃菜粥度除夕，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受到人们的钦敬。其夫人沈静儒，也认为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坚决支持他的爱国行动。此间，以任私人教师，勉强维持一家人生计。时有诗文，或愤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或怀念在日寇铁蹄下的故乡嘉兴的父老乡亲。他在《书李怀琳草书绝交书后》中的结句写道：“时海氛惨厉，生气都尽矣。”又在《哭故乡嘉兴沦陷》诗中，悲愤地吟道：“六州铸错事全非，又报家乡劫火飞。如鹊绕枝何处宿?似儿失乳向畴依?梦中灯火人无恙，泪底松楸望总违。二十四时肠百转，几回岁月几沾衣。”抗日战争胜利之年，当他获悉交通大学学生杨大雄烈士事迹后，激于义愤，用《郑文公碑》书体，书写了《杨大雄烈士殉国碑记》，悲壮之情贯注全篇。其抗战诗文，编为《抗兵集》，诗如《八百孤军》、《闻平型关捷报歌》、《大刀勇士》、《胡烈士歌》，文如《论倭不足畏》、《胡阿毛烈士传》，都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抒发了民族正气。抗战胜利后，王蘧常在暨南大学任教。1949年开始，在无锡中国文学院任副院长。

王蘧常以书法著名当代。从50岁左右开始，精心研究《居延汉简》、《武威汉简》、《敦煌汉简》、《罗布泊汉简》、《楼兰魏晋竹简》和《流沙坠简》，注意篆、隶的内在联系，“欲化汉简、汉帛、汉陶于一冶”，“拓展章草之领域”。60岁后能默诵《说文》部首，并用小篆写了六七年日记。70岁后，其章草书法已从成熟走向别树一帜。作品曾先后到法国、日本展出。识者评其章草特点：“无一笔不具古人面目，无一笔不显自己的精神。”其章草书法艺术“博取古泽，冶之于章草之中，所作恢弘丕变，蔚为大观”。日本书法界则更称颂为“古有王羲之，今有王蘧常”，推崇备至。他于80岁后为泰山、禹庙、黄鹤楼所书的匾额，获得千万人赞赏。特别是为杭州岳庙撰写的抱柱长联，人誉为“神州之冠”。

艺术特色

王蘧常在《书法答问》中提出6个要求：一、在专一；二、在敏速；三、在诚正；四、在虚心；五、在博取；六、在穷源委。这6条都很有意思，第二条敏速二字很有意思，敏而好学，速就是不怠，心里有底了就要迅速行动，第六条的追根寻底这一点对书法家来说很重要，知字之来源变化，草法之各种写法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可以看作学书的度世金针。王蘧常善于博取古泽，诸如汉简、汉陶、汉砖、汉帛中的有益因素他都一一汲取，加之他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和文化修养，故能将之一一冶之于章草之中，所作恢宏丕变，蔚为大观。

应该说，王蘧常自视是颇高的，在心里是将书法看作是学问的流露和表现，他写信时也用古章草；包括信封也是如此，宁可再在旁用小字注出。收信人要琢磨上一天半天。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在他潜意识里告诉你，这不仅仅是书法，而且是一门学问，它限定在极少数人的范围里，显示了一种知识的高贵与尊严，他将信写成章草是将你看作与他一样是有学问的人，就像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两人交流是不用加上附注和说明一样。不用考虑对方的受用能力，而执着地将自己的游戏规则推广给你，可见其个性之独特了。从近代书法史的角度看，王蘧常走的是一条自乾嘉"尚碑"、"尚气"的一路，强调的是线条的朴茂雄厚，结字的天趣横溢，章法的错落变化，是帖学系统的又一大反拨，由于推动这一潮流的是一批文化人，有些甚至是高官显贵，如阮元、包世臣、康有为、沈曾植等，所以，北碑南帖自此分流。平心而论，二者各有优劣，各有长短，不能偏废。书法中最高级的东西是自然与气韵，只有达到了这二点才是上好的佳品。民国以来的海上书画，其风格可谓百花争妍，不拘一格，要想在这种局面下一枝独秀的确不易，同为学王的沈尹默、白蕉、潘伯鹰，当以白蕉成就为最高，沙孟海称之为300年来第一人，这是有道理的，其实白蕉的技巧不及沈尹默，同样不及潘伯鹰，但白蕉自然，不造作。同样写碑的李瑞清、曾熙、于右任以于为最，也是因为于右任没有李、曾那样写得沉重，他写碑很轻松。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再看王蘧常的作品觉得就犯有沉重之弊，就像老年黄忠挥舞几百斤重的大刀一般。当然，这也是个人趣味使然，无可厚非。但相比李、曾二人，王蘧常之书法成就要高出许多，因为他有很多意趣及文化上的附加值，而且他所创立的美学形式是前无古人的，所以郑逸梅先生称其为“天才”，一点不为过。

章草高峰

康有为曾在王蘧常恩师沈曾植面前说过“咄咄逼人门弟子”（《书谱》总76期18页）一语，沈先生以为奖誉过甚，实则与卫夫人当年流涕感叹“此子（王羲之）必蔽吾书名”（祝嘉《书学史》1984年版61页）无异。事实证明，王蘧常以其不可替代的艺术成就远远超出了他的恩师，成为本世纪可与古代的书法大师相提并论的一代宗师。

章草主要盛行于汉至晋代，与行草类似，大多笔意流畅，字迹娟秀，属帖学一路。除晋代陆机的《平复帖》以外，其他章草书迹均以妩媚胜，元代赵氏，明代宋克更是每况愈下，去古益远。清代末年，阮、包、康诸贤力倡北碑，始有大量写碑的书家出现。沈曾植并探索草书与北碑的结合，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沈更多从倪元路、黄道周等明代书家入手，点画方折过死，做作太甚。用笔常尖锋入纸，使点画尖刻外露。结字东歪西到，有意跌荡，过于安排。沈所以名大，一缘于官高，二缘于学显，功力实有不逮。沈曾植为后代开一种风气。本世纪其他章草书家如王世镗基本上局限于帖学范围，郑诵先虽吸收了一些汉碑及少数北碑，但未能彻底，面目仍近于帖学一脉，他们并没有沿着沈氏的路子发展下去，充其量能够承传薪火而已。

王蘧常出现，章草面目为之改观。魏碑和草书本来有些水火不容，一个以方笔为主，多折而少转；一个以圆笔为主，多转而少折。没有方折谈不上北碑，没有圆转也谈不上草书。然自南海先生提出融碑铸帖之说，许多人便孜孜以求，力图开创书法新局面。而草鲜活，碑刻板，故南海先生终于慨叹“吾眼有神，吾腕有鬼”（《广艺舟双楫》），未能涉及草书。王蘧常先生则力攻其难，将凝重的北碑与流畅的章草有机地结合起来，结合得十分完美。在字形上，王先生不依不傍，不仅与沈寐叟有别，更与古代任何一位章草书家相区别，字形多变，变幻莫测。当然，这种变化并非是凭空臆造，而是集古代书迹于一身，将先贤遗迹化为己有，字字有来头，笔笔有出处，其字形丰富之程度超过了此前的所有书家，真可谓章草之集大成者。现代社会信息资料之丰富，远远优于古代社会，现代书家对法书的拥有也远远超过古代书家，但事实上，这种有利条件对大多数书家反而造成一种信息干扰，许多书家杂学乱临，笔墨浮躁，有利变为不利甚至有害。王蘧常先生是最善于利用这种有利因素的现代书家，他几乎将现有的资料运用到最佳状态，从而使现代书家应当超越古代书家的理论成为事实。当然，王先生的真正创造还应是他的笔法。我们不能否认沈寐叟对王蘧常的影响，但成熟后的王蘧常已然脱胎换骨，尤在笔法上已创造性地步入一个全新的境界。首先是用笔迟涩，有金石味。王先生笔力沉雄，毫无虚笔，一洗沈寐叟尖刻之习，古今无有匹敌。尤其先生后期之作，老辣生涩，直若刀凿锥刻，非是软笔所为。其次是用笔以中锋为主，适当辅以侧锋。中锋使笔画沉着干净，即便是许多涩笔也显得笔迹清晰，毫不含混，避免了章草容易飘浮的缺陷；侧锋的使用又使其不失章草特征，增加了点画的丰富程度。这些同样也不是说王先生有多大的玄想，可以凭空创造出这种模样，而是来自于他非凡的北碑功底。王蘧常对《爨宝子》、《爨龙颜》的临习非常值得注意，他几乎是把这两种碑刻唯一没有写死的书家，由此上溯，他同样把方正一路汉碑写出草书旨趣，碑与帖的互用，终于蜕变出他的章草风格。

现代书法只可供人欣赏，不能让人效法，只能视作书法，不能当作法书。比如说“书坛泰斗”沙孟海的书作、“当代草圣”林散之的书作等等，都不可视作法书。清末民初的吴昌硕、国画大师齐白石、于右任等少数书家外，再很难令人想起来还有谁的书法可被称之法书。而王蘧常章草却填补空白。有了王蘧常，二十世纪便有法书可遗后人，后人研习便会多一条途径，中国书法也因而多了一种法帖。可以说，王蘧常书法真正丰富了中国书法这一本已丰富的艺术宝库，他的章草也已成为传统书法经典的组成部分，王先生也成为本世纪屈指可数的经典书家。

在中国书法史上，章草曾出现过两次高峰，一个是汉魏时期，一个是元明时期。王蘧常的出现，则标志着章草的第三个高峰。汉魏章草与汉简相近，用笔轻灵，结体略扁，隶味较浓。元明章草则基本上是汉魏章草的继承。元明人写章草往往以楷法为之，古意已漓，整体水平已不能与汉魏同日而语。明以后，章草这一书体又趋于式微，问津者寥寥。民国以降，王世镗继起，然未能形成规模。至郑诵先、王蘧常这一代，稍稍有所改观，而到文革结束，书法热兴起，章草才出现了第三个高峰。当代书坛，节奏变化极快，先后出现了魏碑热、小楷热、章草热、汉简热、《书谱》热等，值得注意的是，诸种效法热当中，只有章草是取法今人的，这便是王蘧常章草。人们已经把王蘧常章草当法书进行学习了。那么，王蘧常章草是否已经超过了古代的法书，可以取而代之呢？回答是肯定的。汉魏章草同汉简一样，是对隶书的简化，而简化总有俗化的特征，因此，汉魏时期的章草代表作，如索靖、皇象等，书作都有趋今的特点，格调都不十分高古。而王蘧常章草，人谓不落唐以后人一笔，实则不落东汉以后一笔，有三代古朴遗风，其书铜锈斑斑，风蚀雨浸，金石之气浓郁，可谓古今第一。

然王蘧常章草用笔有实无虚，虚灵不如同期其他书家，这与当代人的审美习惯有较大出入，使得王先生未能博得如林散之、沙孟海那样的声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应该会出现改观。

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