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亮了，公安形式地持拿着手电筒，挨个挨个地照着、找着。此时车上的人都觉得无趣极了，却也没什么主意可说。只有车头的白衣阿伯还是滔滔不绝，满口没有意义的符号表述，也无人再同他搭腔了。我的双脚开始发麻，右肩的锁骨被沉重的背包压出黑红色的印记。一股厌恶突然涌上心头，对着那边的恶言恶语，对着这头没有意义的搜寻。

公安无功而返，下车了。我心中的厌恶开始发酵，希望这样的僵局能有所改变。不过，夹在黑压压的人群之间，我心中有种茫然。面对中国的地大物博和13亿的人口，这种茫然的感觉，在一年前初抵上海时就生成了。茫然使脑子没有了主意，可是心中却是千万个不愿意。不想呆呆站着，不想再闷在渐渐呛鼻的气味之中。

车子突然开动了。我先是一阵难耐的欢喜，毕竟人群有了一些挪动，我也松了一口气来。可是车上的人群鼓噪得更加剧烈了，而且气氛是汹涌至极。车子突然转弯进入一个拐角。我这才知道，这车被命令开到一处空地，公安他们另有安排。公车上所有的上海阿伯阿姨、青年“民运分子”完全失控地抬高分贝，让这车子摇晃得更具体了。

我不经意回头，真让我诧异的是那包所剩无几的栗子。书生女专注地剥着、咀嚼着，眼看袋中最后的几颗栗子也即将功德圆满。我的安静不算车上的异数，小妹妹与世隔绝的嘴上功夫才是了不起的真本事。

公车停在北京东路边上，一家银行前的小空地。公车上所有站着的乘客全都下车了。我匆匆下车，享受着第一口新鲜空气。脚板充气了，脊椎挺伸了一下，人似乎也拔高了几厘米。

我心想，大概公安们有条对策出台了，例如要乘客作个备案笔录。然而什么都没有。没有备案、没有搜身。乘客又陆续上车了。这时，一个肤色黝黑，穿着暗褐色格子上衣的瘦小男子，在上车时被公安拦住。公安开始盘问他的背景、工作，打哪里来往哪里去。除了说自己来自浙江，男子似乎无法消化其他问题，支吾以对。其实，这些简陋的问题并不见得对案情有何实质性的帮助。然而最终，这男子还是被公安带走了。他的走，代替了所有的程序，为这个小时的折腾作了交代。

没有人诧异这名外地人的离去。一束束眼神带着冷漠，恰如公安执法的逻辑。我猛然发现，正在上车的乘客们，步伐竟然扭出一种斯文来，而且出奇地有序。眼前这般万众一心所体现的清高，再对比刚才车上的种种情景，我的双眼冷不防被刺了一下。

这一头，一簌上升的光鲜；那一头民工的灰褐色小点，正低头钻入执法者的车门。

我没有尾随人群回到公车上。我站在公车前头，与两头视线拉成一个三角形。两辆车子各自开动，这三角也被渐渐拉远、拉长。

看似外来劳工的人就注定嫌疑大一些，注定是城市的问题源头？可是，这瘦小的身躯也应乎大家的印象，问话的时候总抬不起头，并尾随公安，很自然地上了公安的车。再想想，他反抗了又能够如何？致电律师寻求法律援助？他没有刚才公车那小伙子的“人权”意识，有的却是农民的认命心态。

　　思绪连同我的身影，成了上海灯影下，一个黑暗且沉默的菱角。

这个三角被拉得远远的，却已经劈开我的脑袋，硬扯出灌注千年，那个叫做“知识分子”的自恃。在新闻性的前提下，这里的传媒是日复一日地聚焦城市里的农民工课题，争相追踪报道，制作了一个又一个的农民工个案，让人错觉农民工的问题是如何热切地被关注。

然而，被关切了那么久，怎的就不见一个农民工欢天喜地，丰衣足食的报道？

读者们个个都是资本主义下的浪漫主义分子。

关注得再殷勤，还抵不过市民的一场白眼。乡下、城市，被世俗的眼光定位为对立的两极。在上海，这座与国际接轨的璀璨天桥下，竟上演了叫我错愕不已的传统执法逻辑。和我这个来自海外的华裔，在银行前的空地上，共同演绎了一段悲情长三角。

而我自己，却是这繁华都市中一个不懂得发声的外国人。沉默和茫然虽不至于是帮凶，却也成为了恶性循环的组成条件。枉费了象牙塔对我多年的栽培，也抹杀了铺天盖地的民主教条。我终究败给了我心中的那个“小”。

事件终究是告一段落了。刚才所有的情景显得愚蠢和多余。

我很快截到一辆出租车。安稳，而且安静地倒在车后座的沙发上，不让双眼的视线高过车窗。

给自己一个美丽的逃脱。我不是公车上的配角，我只是上海的一名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