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与二十年代的现代主义的关系
2013-04-18 16:34:06 发布者:phpcms 来源:本站
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与二十年代的现代主义的关系
二十年代现代主义的艺术是粗糙的,而三十年代是中国新诗的黄金时代,他们创作的成就非常高。事实上,三十年代包括卞之琳都受李金发象征主义的影响。
三十年代的诗学观是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是一种吞吞吐吐的东西。施蜇存、戴望舒、杜衡等两者之间不是巧合,而是三十年代现代主义接受二十年代理论的创作,然后逆流而上找到法国象征主义诗学。
例:何其芳诗“悲这是故国遂欲走了”《古城》
“马蹄声凄寂遂远”《夜景》
“如不胜你低抑之脚步”《夜步》
戴望舒诗“故沉思的灯∕遂做了恋的同谋人”《灯》
“为天籁之凭证——∕但曾一度谛听飘逝之音”《秋思夜》
卞之琳非常“精致地雕琢他的作品”《雕虫纪历》。
二十年代诗人的理想境界是模棱两可,诗的感觉含糊朦胧。“我漫步在田野上∕心里有说不出的惆怅”。
总之,三十年代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都与二十年代诗人表现出一致,那就是对晚唐诗人的态度。有这三个诗人各自气质上的原因。他们在气质上有惊人的相似——孤僻、内向。这种偶然巧合在同一个领袖诗人身上,就有一批人效仿,成为时尚,把诗歌艺术推向广泛的领域。
总体上,李金发诗歌创作,在暗示之间,暗大于示,相反,王独清则是示大于暗。究竟怎样达到暗示性的效果,他们都犯了同一毛病,一个太暗,一个明显示。如何把握住暗与示的平衡,具体走向相同。穆木天的《雨丝》这首诗意集中表现在六句,表现朦胧。拉弗格《礼拜日》能够较好地表现相对平衡。大致说出卞之琳、废名的作品偏于暗,戴晚舒、何其芳更偏于示。无论如何,他都在暗示之间不处于平衡状态。他们非常清楚知道不在给诗命名的重要性,而王独清就不这样。如《烦忧》、《我的恋人》。何其芳《花》“没有名字的哀伤”。戴望舒“不敢说出你的名字”,追求“让更多的留给艺术的空间”的艺术空白效果。显示出了他们对象征主义暗示的真正把握。
他们还使用大量的问句。这种问句适应了当时幻灭的情怀,另一方面也体现暗示效果。如《秋天》、《欢乐》。
卞之琳、废名(原名冯文炳)他们的组织倾向的方式各不相同,意象跳跃性很大,用意识流写法。卞之琳往往表现为观念的组织,有意识地用时间、空间相对观念作为内在组织线索。而在组织的方面,废名作品观念也有不小具有卞之琳似的距离,但因他诗歌、小说及生平有浓重宗教气息。给人的是诗中借用大幅度跳跃线索看成是禅宗的顿悟。那种不断跳跃的点式顿悟,卞之琳的很多作品都有表现。废名《理发店》“理发匠的胰子沫∕同宇宙不相干∕又好似互相忘于江湖∕匠人手下的剃刀∕想起人类的理解∕划得许多痕迹∕墙上下等的无线电也干了∕是人类灵魂之吐沫”
放弃言语而依赖于顿悟,不但是这首诗的诗学内容,也是贯穿所有的诗的诗学观念。既然如此,诗人没有必要以逻辑来构筑诗篇、阐明诗意和触发感情。那些以具有明显的诗篇在他看来是不得以相濡以沫的办法,他根本不能对世界的认识和相互理解。他认为高超的艺术是打乱语句结构,逼迫读者依靠个人顿悟来领悟,这就是他安排大幅度跳跃诗句的根据所在。庄禅哲学的顿悟不仅是废名诗的哲学内容之一,更决定了诗作的运思方式。他最终对读者的要求与其说是要对诗的系统理解,不如说要读者散点式的顿悟。如此看来,无逻辑关系,大幅度跳跃,无关联词语,是很难理解和把握的。
责任编辑:唐正立
二十年代现代主义的艺术是粗糙的,而三十年代是中国新诗的黄金时代,他们创作的成就非常高。事实上,三十年代包括卞之琳都受李金发象征主义的影响。
- 诗学观一致
三十年代的诗学观是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是一种吞吞吐吐的东西。施蜇存、戴望舒、杜衡等两者之间不是巧合,而是三十年代现代主义接受二十年代理论的创作,然后逆流而上找到法国象征主义诗学。
- 具体创作
例:何其芳诗“悲这是故国遂欲走了”《古城》
“马蹄声凄寂遂远”《夜景》
“如不胜你低抑之脚步”《夜步》
戴望舒诗“故沉思的灯∕遂做了恋的同谋人”《灯》
“为天籁之凭证——∕但曾一度谛听飘逝之音”《秋思夜》
卞之琳非常“精致地雕琢他的作品”《雕虫纪历》。
二十年代诗人的理想境界是模棱两可,诗的感觉含糊朦胧。“我漫步在田野上∕心里有说不出的惆怅”。
- 对传统诗歌的态度
总之,三十年代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都与二十年代诗人表现出一致,那就是对晚唐诗人的态度。有这三个诗人各自气质上的原因。他们在气质上有惊人的相似——孤僻、内向。这种偶然巧合在同一个领袖诗人身上,就有一批人效仿,成为时尚,把诗歌艺术推向广泛的领域。
总体上,李金发诗歌创作,在暗示之间,暗大于示,相反,王独清则是示大于暗。究竟怎样达到暗示性的效果,他们都犯了同一毛病,一个太暗,一个明显示。如何把握住暗与示的平衡,具体走向相同。穆木天的《雨丝》这首诗意集中表现在六句,表现朦胧。拉弗格《礼拜日》能够较好地表现相对平衡。大致说出卞之琳、废名的作品偏于暗,戴晚舒、何其芳更偏于示。无论如何,他都在暗示之间不处于平衡状态。他们非常清楚知道不在给诗命名的重要性,而王独清就不这样。如《烦忧》、《我的恋人》。何其芳《花》“没有名字的哀伤”。戴望舒“不敢说出你的名字”,追求“让更多的留给艺术的空间”的艺术空白效果。显示出了他们对象征主义暗示的真正把握。
他们还使用大量的问句。这种问句适应了当时幻灭的情怀,另一方面也体现暗示效果。如《秋天》、《欢乐》。
- 从超越性上看
卞之琳、废名(原名冯文炳)他们的组织倾向的方式各不相同,意象跳跃性很大,用意识流写法。卞之琳往往表现为观念的组织,有意识地用时间、空间相对观念作为内在组织线索。而在组织的方面,废名作品观念也有不小具有卞之琳似的距离,但因他诗歌、小说及生平有浓重宗教气息。给人的是诗中借用大幅度跳跃线索看成是禅宗的顿悟。那种不断跳跃的点式顿悟,卞之琳的很多作品都有表现。废名《理发店》“理发匠的胰子沫∕同宇宙不相干∕又好似互相忘于江湖∕匠人手下的剃刀∕想起人类的理解∕划得许多痕迹∕墙上下等的无线电也干了∕是人类灵魂之吐沫”
放弃言语而依赖于顿悟,不但是这首诗的诗学内容,也是贯穿所有的诗的诗学观念。既然如此,诗人没有必要以逻辑来构筑诗篇、阐明诗意和触发感情。那些以具有明显的诗篇在他看来是不得以相濡以沫的办法,他根本不能对世界的认识和相互理解。他认为高超的艺术是打乱语句结构,逼迫读者依靠个人顿悟来领悟,这就是他安排大幅度跳跃诗句的根据所在。庄禅哲学的顿悟不仅是废名诗的哲学内容之一,更决定了诗作的运思方式。他最终对读者的要求与其说是要对诗的系统理解,不如说要读者散点式的顿悟。如此看来,无逻辑关系,大幅度跳跃,无关联词语,是很难理解和把握的。
责任编辑:唐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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