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共同的产物，二者既有冲突，也有协调。我想说，我既为我的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现代科学是人类文明起源于西方的一部分—对于它，我将继续奉献我的努力。——杨振宁（1957年获奖感言）
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莫言（2012年获奖感言）
记者 汪瑞林
在名家讲座天天有的北大，这场讲座还是显得不同凡响。一票难求，皆因这场对话的主角是科学界与文坛的两大巨匠—杨振宁和莫言。而从中穿针引线玉成此事的主持人则是著名学者、书画
在莫扎特D大调进行曲KV249的乐曲声中，三位大家徐徐落座。有意思的是，三人的年龄正好形成差不多16岁的梯度，莫言现年58岁，范曾75岁，而杨振宁则已91岁高龄。杨振宁与莫言，一个是大学教授的儿子，一个是农民的儿子；一个求学异域，一个扎根乡土，最后殊途同归，先后走上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与李政道一起成为首次问鼎诺贝尔奖的华人；2012年，莫言掀开历史新的一页，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相隔55年，两位大师级人物走到一起，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科学与文学，一个重在发现，一个重在创造，二者不断交融，互相促进，任何一方都能帮助另一方获得更好的发展，两位大家的相遇，必能碰撞出绚丽的火花，给青年学子以智慧和启迪。”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这样表达他对这场对话的高度期许。
关键词：发现与创造
文学比科学更自由
一场科学与文学的对话，却从一个与科学和文学都有关联的“中间点”—宗教拉开序幕，由此，足见
“我没有宗教信仰。宗教的本质是劝人向善，在这一点上，文学和宗教是一致的。”莫言的回答简短而直接。
“宗教和科学是息息相关的，两者并不矛盾。近现代以来，科学的范畴日益扩大，科学扩张一点，宗教就退后一点，科学领地多出的部分，正是从宗教那边夺过来的。但是我认为，科学是有限的，而宗教是无限的，年龄越大，我的这一想法就越清晰。”杨振宁解释说，“因为人类的神经元是有限的，用有限的神经元想了解世界上无限的现象是几乎不可能的。”
对于科学与文学的异同点，莫言认为，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有很多不同。文学关注人，科学关注自然界，文学家关注人类情感，科学家关注物质的原理。“所以，同样一个事物，在文学家和科学家的眼里可能就不一样。我记得鲁迅曾经说过，我们一般人看到的鲜花就是美丽的花朵，但是在植物学家眼里就变成了植物的生殖器官。”
想象力对于科学和文学同等重要，但是想象力在科学和文学中的表现方式又有所不同。“不管在科学、文学、艺术界，发现跟发明创造的界限都不是完全清晰的。科学里发明创造的成分比文学里少一点。我知道莫言喜欢写幻想文学，有没有幻想科学呢？我想没有，科学是‘猜想’的学问，不是幻想的学问，幻想的科学我觉得是没有出路的，因为科学所要了解的是一些已经有的现象，没有人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如电和磁，科学家要想了解宇宙结构，需要想象、需要猜，但这跟文学的幻想是很不一样的。”
莫言对杨振宁的观点表示赞同：“文学家确实需要幻想，文学当中有个重要的门类叫科幻文学，拥有大量读者。其实很多作家并不具备诸如物理学、天文学的知识，但他依然可以在他的小说里进行描写。其实文学作品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再去想象、类推的。科幻作家的作品则建立在一定的科学知识之上。
“文学家的创作虽不像科研一样严谨、尊重事实，但也不是无中生有。很多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现实人物与想象加工的综合，但又不能和现实中的人完全对上号，这是文学比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更自由的地方。”莫言说，在他《生死疲劳》、《蛙》等作品中，都有其邻居、亲戚的影子。
“如果让爱迪生来到现在的世界，生活上一周，他看到今天的现实生活，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杨振宁反客为主，向莫言提问。
“我觉得是手机吧”，莫言说。“手机确实很神奇，用手机在这里就可以和美国通电话。事实上，中国的古典小说《封神榜》中就充满奇幻想象，如果爱迪生看到今天的世界，肯定觉得简直比《封神榜》还要奇怪。”杨振宁老顽童般的天真引发会场一波笑声。
除了想象力，杨振宁还从审美的角度看到了科学发现和文学写作之间的相似性—“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显现自己的结构之美、表述之美、思想之美。在许多科学家看来，审美准则同样是科学的最高准则。”
莫言则谈道：“科学和文学虽然探索的方式不同，但从本质上讲都在探寻真理和秩序，洞察宇宙和人心的奥秘。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与科学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追寻真理。”
关键词：兴趣与灵感
真情妙悟铸文章
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过程有无共通之处？杨振宁说：“9年前，
“我想问莫言先生，这7个字描述文学的创作过程是不是也恰当？”杨振宁再次抢主持人范曾的饭碗，向莫言发问。
“用来描述文学创作更恰当了，铸文章嘛。”莫言机敏地回答。
“如果问一个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你所做的重要的工作，里面的妙悟能不能讲出来？通常都能讲出来。在科研中对于一个问题思考了很久，突然灵机一动，思想就会非常开朗。但是如果问一个文学家，创作中是不是有一个顿悟的时光？我想没有吧？”杨振宁第三次客串当起主持人，向莫言提问。
“也有，文学创造中也有灵感和顿悟。灵感突然到来，创作中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看过一篇文章，说门捷列夫发明元素周期表就是在做梦时排列出来的，作家也会在梦中构思出很好的情节。我很早就想写《生死疲劳》，但一直写不下去，就是因为长篇小说的结构没有想好。2005年，我去承德参观一个庙宇，在墙壁上看到一幅壁画，是关于佛教的“六道轮回”的，我突然顿悟了，就以“六道轮回”作为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构，后面写起来就特别顺利了。”
关键词：风格与创新
很多时候，创新是逼出来的
“文学家有风格，科学家有风格吗？”范曾问。
“凡是大科学家，都有自己的风格。”杨振宁说，“20世纪是物理学发展最恢宏的世纪，以20世纪物理学三大成就之一的量子力学来说，其中两位代表性人物狄拉克和维尔纳·海森堡的风格就很不一样。狄拉克的话很少，简洁，可是他逻辑性很强，假如你了解他的简单、直接的逻辑思维方法，你就会觉得他的文章读起来是一种享受。而海森堡则习惯在未知中大胆摸索，他写出很多论文，其中有很多正确的，也有很多错误的东西。”
“盖住名字，都一段文字，你就知道这是鲁迅还是沈从文的作品。这就是文字语言的魅力。”莫言说，“谈到作家的风格，有的人简洁、干净利索，比如海明威；有的人非常繁复，像福克纳。我们中国作家中也可以举出很多不同风格的例子。作家的风格应该是多样的，朦胧、简洁、繁茂都是美，这可能比科学要自由。”
不过，莫言认为，文学上一些新的风格和流派的产生，多数时候是出于无奈—“因为前人已经在某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了，很难超越，怎么办？只好避开已经很辉煌的这些流派和风格，另辟蹊径，通过创新，实现超越。”
杨振宁也认为，创新一定程度上是逼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时候会是比较苦闷的。“现在回想起来，1947年在芝加哥读研究生的时候，是我一生中最困难和苦闷的时期，最难的是自己找问题、确定论文题目，因为之前是学习已有的知识，而写毕业论文，就是要创新和突破前人已有的知识范畴。这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35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57岁。“是不是科学家取得杰出成就的年龄普遍会早一些？”范曾发问。
杨振宁说，文学中创意的来源与科学不同，对于文学创作而言，需要丰富的生活积淀，可能大器晚成的多一些，而对科学而言，创造力确实和年龄有很大关系，有些科学领域，比如数学和理论物理，非常适合年轻人。比如爱因斯坦，在他26岁那一年中写了6篇论文，其中3篇是世界级的。“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知识面不够广，因而容易专注于某一个领域，勇往直前，容易获得重大突破，年龄大了知识面广了，学的东西多了，顾虑也多了，对于创新反而是个坏事。”
关键词：民族性与传统文化
我们都深受中华文化影响
杨振宁较长一个时期生活在美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工作也是在美国完成的，但是他说：“我在中国接受过传统教育，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在攀登高峰的路上，中国的科学家与文学家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杨振宁和莫言均认为，科学和文学都是观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窗口，科学家和文学家也都通过民族与文化传统影响着世界。
“物理学的前沿方向有很多，科学家选择向哪个方向进军，是受到个人特点和文化背景影响的。中国物理学家喜欢的方向，跟德国物理学家喜欢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比较务实，不走极端，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杨振宁说。
莫言认为，不同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性，民族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更加明显。“中国的民族性在《周易》中就树立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半句讲进取，后半句讲兼容并包。关于文学创作，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叫文以载道，就是希望通过文学来继承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基本的价值观，然后借以教育国民、开启民智，这是文学创作的终极目标。”
“在写作的时候，作家往往不会主动地选择描写民族文化或民族性的东西，而是在创作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赋予笔下的人物这些特性。”莫言说。
关键词：诺奖情结与争议
不能以获奖为动力
对于科学界、文学界及经济学界来说，诺贝尔奖都是最受瞩目的大奖，获奖者不仅会成为媒体和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有时还会陷入争议的漩涡。
“霍金为何没得到诺贝尔奖？”范曾冷不丁抛出一个“敏感话题”。
杨振宁假做思考状，然后突然说：“哈哈，我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的。”现场笑声瞬时引爆。
不过，事实上杨振宁还是侧面对此做出了回答：“在诺贝尔奖中有三个科学领域的奖项，就是物理、化学、生物和医学，争议比较少，这主要因为科学比较简单，科学里的价值观比较单纯，这也是我选择学习物理学的重要原因。诺贝尔奖诞生一百多年来，科学领域的奖项也不是没有争议，但是应该说，80%—90%的奖项是颁对了的，获奖者是实至名归的。”
“你是不是也有一个感受，我们在斯德哥尔摩领奖和英国人的感受是不同的？”杨振宁第四次向莫言提问。
莫言笑称，不光是英国人，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同的。“在我获奖之前，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是个争议话题，每年快到颁奖之时，我总能接到无数的电话，让我深受困扰。但当我获奖之后，我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我成了众人研究的对象，似乎每个人都拿着一把手术刀等着‘解剖’我，所以我干脆不把自己当人了。”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总是在你几乎忘记它的时候悄然而至。”莫言这样形容他的获奖，“我对杨先生这样的科学家佩服得五体投地，自然科学是绝对的真理，文学和科学则不一样，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判断。喜欢你作品的人觉得挺好，不喜欢的人觉得，这是啥玩意儿。”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奖项，可以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学滚滚向前。作家要想写出好的作品，应该把文学奖忘掉，如果一心想着文学奖，把得奖当成写作的动力，甚至去揣度评委的口味，并试图改变写作的风格，这多半是南辕北辙。这样的道理，在科学研究中同样适用。”莫言说。
范曾告诉莫言：你获奖后，听说你老家的萝卜和院子的砖瓦遭了殃。莫言大度回应对此“能理解”。但他还是呼吁大家理性一点，“我只是个普通人，不是什么文曲星。”莫言说，“有人说我会倒背《新华字典》，这是谣言，我在读完小学五年级被学校开除后，在家没书看就翻阅《新华字典》，学会了一些生僻字而已，会的汉字可能也就500多个，而且在写作中还经常写错别字。”
在莫言看来，得个科学类诺贝尔奖比文学奖更硬气。“假如有来生，我一定要去学物理，我要是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你看我还低调不？”莫式幽默又引发一阵大笑。
关键词：大学生与中国梦
中国梦一定能实现
“请二位用简短语言谈谈你们对中国梦的理解。”范曾把话题引向时下讨论的热点。
杨振宁说：“我觉得这不能用一两句话讲清楚。中华民族一百多年被西方列强欺负得很惨，在座的年轻人也许对此不太了解，‘被欺负’是我父亲和我这一辈子灵魂深处的感受。原因大家也知道，就是中国在发展近代科学方面落伍了。获得诺贝尔奖，变成了全民族的期待。最近这几十年，中国的发展给了整个中华民族一个新的前途，也就产生了中国梦。我认为中国梦一定会实现，因为中国有无数优秀的青年，这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我在国内有十多年了，我认为，和美国的大学生相比，中国大学生在本科阶段掌握的知识要多得多，他们更勤奋，更努力，对于未来发展对自身的要求更清楚。当然，中国要在几十年内追上西方几百年发展的成果，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证明，这些问题都能克服和解决。所以，我对于中国梦的实现持乐观态度。”
莫言的回答则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最近我在网上看见一条消息，美国的一家公司在征集第一批移民火星的志愿者，中国人报名很多。我想这也表达了中国人的梦想：到天上去。”
谈到当今大学生身上缺失什么样的品质，莫言告诫学生：“每个人都想出名，北大的未名湖取名‘未名’，实际上也有鼓励成名的意味，但是不要急于求成。就拿我自己来说，早期写小说，挖空心思找故事，有了生活积淀以后，现在就成了故事来找我了。”范曾批评一些学生和家长把学艺术视为成才捷径的思想：“有些人，学习成绩不好、文化课不行就改学艺术，我想告诉他们，世界上没有什么随便可以成功的事情，很多艺术家，到老了其才华才发挥出来，被社会认可。”
最后，三位大家各用一句简短的话寄语当下青年，传递正能量。范曾以“诚外无物”表达对青年品性的期许，莫言借用作家王蒙一本书的书名“青春万岁”祝福和激励青年，杨振宁沉思良久：“我想说的是，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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