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又是一年。每位作家在写作之前可能怀着各种整体的设想和宏大的意愿，但回顾这三百多日的阅读，最大的感受却是想象的碎片化。脑中飘拂的是记忆的云朵，我们再也无法通过满地零星的碎片拼贴出一个时代的整体图景，这就是文学的真实之处。
长篇小说：老作家自我重复，“70后”介入历史
2013年，长篇小说在量上依然保持强劲的势头，代表性的有贾平凹的《带灯》、马原的《纠缠》、韩少功的《日夜书》、阎连科的《炸裂志》、林白的《北去来辞》、余华的《第七天》、苏童的《黄雀记》、陈希我的《移民》、须一瓜的《白口罩》、艾伟的《盛夏》、乔叶的《认罪书》、田耳的《天体悬浮》和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等等。
长篇小说的境遇在今天无疑是有些尴尬的：一方面小说家们乐此不疲，觉得不写长篇愧对作家身份，编辑们和批评家也对长篇小说有特别的期许，20世纪以来小说的优势地位仍在持续；另一方面是大家其实没有整块的时间阅读长篇，不要说忙于工作的成人，就是在校的中文专业的大学生，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投入长篇，中小学生就更不能指望了。在诗歌沦为自娱自乐之后，随着数字化强劲的传播趋势，小说尤其是长篇也正在坠入自我陶醉的境地。
贾平凹、韩少功这一代老作家，无论从艺术形式还是表达内容，都很难再给我们提供真正的新奇。尽管《带灯》比起《秦腔》来说似乎明亮、干净了，“带灯”这样的乡村女干部形象的确该受到文学的青睐，但年轻读者已难于接受贾平凹的叙事节奏，书中提到的一些乡村经验比之于新闻报道并没有多大的超越性，而贾平凹的传统士大夫趣味在今天既让人迷恋也叫人不得不警惕。韩少功的《日夜书》中“知青”已退为叙事帷幕，但作家仍在一定程度上重复着他的知青经验。韩少功自出道以来就被认为是一位思想性的作家，这顶沉重的思想帽子大风吹不掉，成为他写作的桎梏。他的写作过于倚重左脑，而心房却被裹紧，不能在作品中袒露自己的内心，因而没有塑造出亲切可感的人物。林白的《北去来辞》在个人经验书写的基础上有所扩大，向“复调”靠拢，她的写作路径显示了一个以自我为圆心的女作家在不断破茧而出的努力，强烈的抒情意味沿着叙述辐射开来。这一代人擅长处理历史经验，即便是日常生活也会因视点拉开距离而被历史化。回过头来看，他们的历史经验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其成长经验，叙事焦点依然在他们出发的地方。
“50后”普遍勤奋、高产，弊端是对时代的大踏步向前不管不顾。他们沉浸在叙事的幻境，不厌其烦地自我重复！这是老一代作家与年轻读者造成隔膜的根本原因。精神也可能随身体一起衰老，坠入日常生活的漩涡之中——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对余华来说，死亡就像一个木桩，他就是那匹围着木桩旋转的老马。从《现实一种》开始，余华的视角就盯着家庭的内部：暴力、血腥是从无意识开始的，在家庭的每个角落流淌。余华笔下的“家”当然不同于巴金等现代作家们革命叙事中的家。巴金、曹禺的“家”是宗法制的罪恶渊薮，是年轻人要反对、离开的地方；而余华的“家”失去了这种整体反抗价值，只是一个符号，大家因为血缘或伦理而居住在一起，这个家与国毫无关联，甚至也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父亲这个形象，存在一个由权力向爱和温暖变化的轨迹，尤其是那些养父。《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后来用卖血的方式修复了与养子一乐的关系；《第七天》的核心情节是叙事者“我”在冥界中寻找养父，寻找与回忆穿插安排在时间的纵轴上，其他人的情节则被安排在空间的横轴上展开。“新闻串串烧”的诟病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这类新闻事件缺乏直接的、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更重要的是未能与主要情节发生有机联系，这些只是纯粹的事件罗列而不是叙述者对生活的反映。新世纪以来，余华执着地寻求一种打破由他的小长篇创立起来的线性叙事结构，他试图广延叙事空间，让当下生活与历史交集，增添叙述的丰富性和主动性。尽管这种追求在《兄弟》和《第七天》中没能达到预期目标，但这种自我扩张的努力和不屈不挠的挣扎，使我依然对他抱着期待。
苏童的《黄雀记》围绕一桩强奸案叙述“昔日顽童”被此案改写的命运，故事仍然发生在香椿树街，但物是人非，保润、小白和柳生都被这桩强奸案改变了。从这个标题已显示了苏童的写作重心在于营造宿命感，每个人以不同的途径抵达自身的命运。但我以为一个长篇光有宿命感是不够的，更正一下，宿命感不能单独成为文学写作的目标(苏童的短篇《她的名字》同样致力于此)。苍茫的宿命感必须与深邃的历史感和鲜活的当下生活结合，人物的主体性才能确立，人物形象才能丰盈而亲切。疯人院中那段金钱和权力的博弈很有当下感，最终老人拔出了别在腰间的枪，这是一把权力的枪，也是一把历史的枪！多么有意味的细节，可惜被作者顺手又放下了。《黄雀记》中才华横溢的苏童没能给我们提供更丰富、更有力道的精神会餐，南方的阴暗、潮湿让他沉溺在童年记忆中难以自拔。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梦魇恐怕是马原的“纠缠”，就像这本书的封面一样，是一场难以摆脱的惊悚。生硬植入大段与遗产继承法相关的条例，不是增加陌生感的方法，没有人渴望在阅读小说中获得百度的功能。像马原这样的作家最好的方式是直接进入文学史，躺在先锋小说的摇篮里。这不是一个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题材问题，也不是人物塑造、故事性等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关乎一个作家的生命境界的重大问题。一位剑走偏锋的先锋作家如果不能有与之并驾齐驱的思想资源，很快就会让我们听到奇葩枯萎的声音。我以为只有那些与心灵自由相关的“纠缠”才值得大书特书，而其他细枝末节的都是些无谓的纠缠。
乔叶的《认罪书》显示了“70后”对“文革”的“介入”叙述，这种介入是后置的、想象的。想象是一种与经验互相依存的事物，哪怕是神话传说、鬼怪志异，总能曲径通幽地找到经验的源头。过去的历史如何源源不绝地融入到今天的精神之流，传统的现存性何在？乔叶通过如洋葱般纷繁复杂的多层次叙事抵达历史的核心：人人有罪的真相。故事光怪迷离，过多的巧合让读者在人物关系网中迷失，某种程度上削减了叙事的力量。田耳的《天体悬浮》依然执着于侦探题材，不同的是故事在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内部展开，垄断凶宅和色情交易的就是知法懂法的执法人员！田耳的佴城不再是个诗意的世界，它臣服于强权意志的丛林法则。“黑夜观星”是个反都市的意象，让人重新回到广大的自然中去，重建渺小个体与浩瀚星空的精神联系。天体的悬浮是由人心观照所得，它借助于高科技，但最终映射出来的是我们的心象。
中短篇小说：契合时代节奏，窥探当下痛点
中短篇契合时代的快节奏，能够在限定的篇幅里辨认当下的指痕，在冷静的书写中灌注热情，让文学超越廉价的安慰剂，谛听这个时代内部的喜怒哀乐。
方方的《涂志强的个人悲伤》这个标题很有意味，让我想起《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淡淡的反讽气味弥漫开来。方方用相对客观的叙事态度，对涂志强自强不息的一生娓娓道来，她甚至没有蓄意去涂抹这种悲伤。叙述让涂志强“进城”过程中碰到了诸多好人，给字里行间送来缕缕暖意。但他们临别赠言无一例外地是让他当大官，这是否也蕴含着官本位时代的底层想象？这是一个21世纪新型的“进城”故事。20世纪文学书写的是农民进城，比如《骆驼祥子》、《人生》、《陈奂生上城》、《到城里去》……他们是徒手空拳地进城，失败是难免的。不同的是涂志强怀揣大学文凭，短短几十年过去，“天之骄子”的称号不翼而飞，知识本身贬值了。文凭没能帮助涂志强当上官，甚至不能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在城市的处境不过重复了他家在乡村的境遇。涂志强的个人悲伤因此具有了时代性。我们曾经信奉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过去了，“知识”这一唯一让底层进入社会中层的通道被堵塞了。涂志强一路上碰到的人都曾给过他帮助、给过他温暖同时也有小小的嘲讽和微不足道的伤害，但没有人能帮他搬掉人生道路上最根本的绊脚石——身份以及与之相伴的贫困。涂志强来不及悲伤、来不及感慨就与他的必然命运相逢。他的故事显示了社会最根本的“断裂”——这是不以个人意志、善良愿望和努力奋斗为转移的“断裂”，是知识也无法修复的断裂，是彻底的、不可逆转的断裂。所以，他的个人奋斗和悲伤显得尤其惊心，具有深刻的当下性。陈启文的《回南天》(《花城》2013年第4期)、徐则臣的《六耳猕猴》(《花城》2013年第3期)和《看不见的城市》(《北京文学》2013年第10期)也是“进城”叙事，只要我们的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进城”就仍将盘踞文学的半壁江山。
读阿乙的《春天》(《收获》2013年第1期)，耳边回响着流行歌曲《春天里》。“春天”，一个生机勃勃的名字，一位充满盼望的少女，她死在人生的春天。她的死亡就像涂志强的死亡一样具有内在的必然性。自杀是偶然的，但蕴藏在自杀背后的逻辑是必然的。春天与世界的隔膜而荒诞的关系，是“现代”文明的副作用的体现。
毕飞宇的《大雨如注》(《人民文学》2013年第3期)、鲁敏的《小流放》涉及当下的教育制度，二者有不同的侧重。毕飞宇更看重全球化时代风暴(“大雨”)对个体的裹挟，鲁敏实写近年来盛行的父母为独生子女升学而过的“陪读”生活。教育是当下的热点话题，且蕴含着民族的未来。作者的良苦用心和隐忧从文本中传递出来。
尤凤伟的《中山装》(《十月》2013年第3期)以将军儿子回故里赠送遗物为主线，展示了当代社会欲望的复杂性；老家的养子想要一件“中山装”的小插曲，映射出上流社会与底层社会的“断裂”与对峙，平常然而意味深长的篇名将当下与历史勾连起来。李佩甫的《寂寞许由》(《鸭绿江》2013年第8期)以挂职副市长的视野呈现广阔的新官场“现形记”。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旅程》是大家早已熟悉的一个文本，现在经过修订再次在《作家》上发表，这是电子产品日新月异的升级时代的写作尝试，比那些改头换面的重复性经验写作更可靠。他的《上帝选中的摄影师》(《新世纪周刊》2013年第11期)虽是短篇，但其历史纵深度并不亚于某些长篇，作者将叙事直接对准摄影家和照片背后的历史。桑塔格有一篇具有原创性的论文《论摄影》，告诉我们摄影艺术的真相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现在我们已经普遍接受历史是叙事的结论，文本将叙事之刀插入历史腹地，探讨摄影是“记录”历史还是“创造”历史，个人与历史的复杂关系等诸多问题。这部短篇堪称薛忆沩创作史上的标志性作品，是叙事的极度精简与历史容积最大化的探询，首尾呼应的结构也值得称道。
东君《我能跟你谈谈吗》(《十月》2013年第1期)让我想起蔡东的短篇《往生》，临终关怀这个敏感的题材是青年一代对身处的老龄化社会的思索与回应。无独有偶，张怡微的《试验》(《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6期)也以独特的方式处理老人的内心经验。《往生》用诗意的语言实写已退休的儿媳伺候家公的艰难；《我能跟你谈谈吗》针对老人的身体疾病与精神困苦探讨生与死，教授与农民、北京与故乡的人物和空间设置让小说的时空容积几何倍增，这是叙事的魔术。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曾轻描淡写地谈到一个伟大的写作常识——“要让一个人物真实，必须同时平凡地和诗意地想。”蔡东的《净尘山》(《当代》2013年第6期)践行了这个原则。她在平凡处打探诗意，当大家无谓地感喟都市生活的雷同，她却在日常生活的表皮下勘探内部的结核。对于多次减肥失败的女主人公来说，那一身堆积的肉就是她的噩梦；而对于只有两件衬衣的男同学，出租屋就是他的牢笼。臃肿肥胖的肉身正是都市欲望的象征，狭窄的出租屋是都市的现实，这就是时代给我们每人一个量身定做的牢笼，“净尘山”只是一个遥远的想象。
李敬泽的《赵氏孤儿》(《花城》2013年第5期)写得随心所欲，既有小说的气象，也有随笔的思想，以历史的酒杯浇当下的块垒。张惠雯的《醉意》(《人民文学》2013年第3期)延续了她一直以来的写作风格，像榨汁机一样不厌其烦地从细微褶皱处榨出人生的滋味，纵使浅淡处，也能引起我们的一个激灵。《作家》2013年第1期刊出叶弥的《亲人》、金仁顺的《僧舞》和戴来的《前线，前线》、朱文颖的《性·动词》，这组情爱题材的小说颇能显示“70后”女作家的写作变化。魏微、金仁顺、戴来这几年发表作品不多，我将这看成她们的休整期，她们是以静制动，抵抗习惯性写作。我对这种姿态充满敬意，同时对她们的再度出发充满期待。
贾平凹的《倒流河》(《人民文学》2013年第2期)、艾伟的《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上海文学》2013年第7期)、朱日亮的《鹊巢》(《人民文学》2013年第11期)、甫跃辉的《朝着雪山去》(《收获》2013年第4期)、文珍的《录音笔记》(《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4期)、付秀莹的《醉太平》(《芒种》2013年第7期)等作品均可圈可点，以不同的视角窥探时代的痛点。
非虚构写作：还原生活，还原历史
非虚构成为这几年的文学热点不是偶然的：一是因为小说虚构的乏力，越来越多的写作沦为空洞的能指，切断了与现实的精神血脉；二是数字化时代，高速度的传播方式让我们随时接受现实生活中目不暇接的故事。非虚构写作既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盛的报告文学直面现实的勇气，同时又告别了报告文学宏大叙事的美学指向，回复到与肉身息息相关的当下追问。非虚构写作以亲切的个人视角还原生活、还原历史。
《父亲的奥德赛》(《花城》2013年第4期)是林岗第一次追溯父亲的足迹，讲述家族鲜为人知的故事。在显赫的高官身份背后，林若的婚姻、家庭伦常烙着革命时代的印迹和悖谬。这类回忆文字很容易滥情，学者林岗以非常冷静克制且带点自嘲的笔调，从一个大的历史视野呈现父亲波澜起伏的一生，“奥德赛”既是出发，也是回归。革命家林若的一生折射出现代性追求的曲折与复杂。文本的叙述方式显示了当代学者对20世纪革命史的深沉反思。
毕飞宇在自传性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花城》2013年第4期)中清晰地回顾了自己的童年，他的成长伴随着时代不断开放的轨迹和生活的气息。从这种回忆中我们既看到了历史的脚印，也看到了个人命运的某种必然性。“堂吉诃德”这位异域的精神祖先在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的徒子徒孙，这是无上的荣耀。难得的是作家没有美化田园牧歌，始终如一的叙事态度大概也是非虚构写作的困难所在。
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人民文学》2013年第8期)在杂志的卷首语中被称为“历史非虚构”，这个命名显示出编辑内心的纠结。阿来以文学的方式讲述了瞻对清代两百年的历史。关于这次写作，他说：“是因为察觉到这部地方史正是整个川属藏族地区，几百上千年历史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样本。”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曾经引起巨大的关注，他是以文学的方式叙述历史，写出了历史河流上升腾的热乎乎的生活气息；阿来则将历史的灵魂注入文学写作中，使“瞻对”的历史得以复活，民族精神藉此飞翔。
石舒清在《黄河文学》上的系列日记是灵魂的打坐，散发出掩卷静思的安宁气息，是对我们躁动心灵很好的抚慰。
王手的《温州小店生意经》(《作家》2013年9月号)、陈离的《田田上学记》(《小说界》2013年5期)等作品细致入微地记载了河流及其浪花，是我们了解时代精神很好的个案。
2013年就在这絮絮叨叨的清盘中过去了。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也期待想象的双翼直上重霄。文学除了辨析时代印痕之外，还应该有更高更远的指向和维度，这一维度曾拥有多个名字，譬如：超越性，神性，未来性，等等。
（申霞艳，文学评论家，现居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