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不仅过早地被书商蓄意定型打造为“青春文学”畅销书作家，而且他自己也全身心投身于文学消费市场的写作，过人又精明地将自己“全面消费符号化”。更有甚者，伴随文学市场追捧的，是文学主流的权威力量对郭敬明不负责任的追捧。

■我们的大时代中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个“小时代的郭敬明”滋生土壤。其实，在一个市场经济常态化的社会，《小时代》这样的电影出现是正常自然的，因为市场经济本身是鼓励欲望、鼓励幻想，并且以之为发展动力的。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是，《小时代》为什么并不“小”，而是无限膨胀，乃至于主流媒体发出担忧“小时代遮蔽大时代”的呼声。

　　一、文学向市场转嫁的青春文学定制品

　　被标签为“青春文学作家”的郭敬明，是以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背景进入市场的。在上世纪末，新概念作文大赛作为《萌芽》杂志的一个“起死回生”的推广手段，是以迎合中学生读者市场为导向的，而不是以引导、提高青年学生的文学品位为宗旨。这种自觉以市场为导向文学生产，将“青春文学写作”实施为一种类型化、模式化、商业范式化的写作。市场化、类型化的写作模式生产的“青春文学”，它对当代青春的表达是非常单面化、浅表化的，严格讲，是一种伪青春。于是，文学本身的价值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青春文学悦读”的群体效应。
　　“郭敬明现象”形成了对青春文学写作的一种市场化职业性导向。在这种市场化导向下，青春文学写作，不仅必须是高度类型化、模式化的，而且必须是生产、供应和销售高度一体化、仪式化的。“郭敬明作品”，是一个包括郭敬明的书写文本、身体秀、名牌秀、图书签售、媒体在内的多媒介、全方位青春偶像塑造物，在其中，文本是最小的一部分。“阅读郭敬明”，是一个在包括郭敬明身体在内的多媒介综合物中展开的文学消费娱乐仪式，这个被标签“青春文学”的娱乐仪式借助电视、网络等新媒体获得了极大传播和影响力，从而神化了郭敬明和郭敬明作品——因此，现在的郭敬明，无论怎样拼贴抄袭，无论怎样自我重复，无论写得多么烂，必然畅销。解读“郭敬明”，首要的工具，不是文学和美学理论，而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大众社会学。勒庞的《乌合之众》指出，在非体制的群体活动中，大众总是倾向于放弃理性判断而迷信偶像，而且是非道德化的。郭敬明的“粉丝”就是这样放弃自我意识迷信和追捧郭敬明的——在2006年的“郭敬明抄袭事件”中，郭敬明粉丝的非道德化表现非常典型。
　　系统阅读郭敬明作品，可以看到，郭敬明的作品，不仅其初期的《幻城》仿袭、拼贴和重复严重，而且他成名10年后的作品《爵迹》，从文字到立意，都是前者的“成人版”；他的《小时代》是其早期《爱与痛的边缘》和《悲伤逆流成河》的“成人版”而且被极度拉长和时尚媚富。郭敬明自称一个不愿长大的孩子，而且坚持要做“当代青春代言人”，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他对青春的体验、解读和书写都是非常肤浅、单调，而且停滞的。
　　在中外文学史上，曹雪芹的《红楼梦》，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都是青春文学的典范，它们能成为不朽的文学杰作，有两个核心价值：第一，是写出贾宝玉、维特的青春个性和敏锐的心灵；第二，写出产生他们的青春心理的独特时代。美国小说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作为二战后青春文学代表作之一，看似主人公退学后几天随意琐碎的流水账，却有内在叙事逻辑，深刻反映了主人公在上世纪60年代“文化反叛时期”的心路历程。在标榜的“当代青春文学”中，真正的中国当代青春没有出现，而是被遮蔽了。这种市场化定制，是中国当代文学只能生产郭敬明式的“青春偶像作家”，不能创作《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的“青春文学经典”的根源。

　　二、《小时代》，“一个男人幻想的女人欲望世界”

　　无论以电影的艺术水准，还是以电影的文化水准，郭敬明以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小时代》无疑是属于水准以下的“烂片”。美国老牌文化批评杂志《the Atlantic》发表的署名文章指出，《小时代》　是一部编剧、演艺低劣，不仅表现导演的严重男性自恋和赤祼裸的物质欲望，而且表现了把女性置于男性欲望幻想中的，被歧视和操控的物质女人（material　girls under　the　thumb of men）。该文认为，《小时代》是一部满足男性自恋幻想、严重歧视女性的电影（a Great　Leap　Backward for Women）。（the Atlantic，JUL162013）
　　在《小时代》中，四位女大学生虽然出身殊异，但都以时尚杂志为“人生导师”，追求名牌时装，爱恋强势帅气的男性。《小时代》让电影中的四位女生表达这样一个共同幻想：做女人的最高梦想就是依身于一位集权势、财富和帅气为一身的“成功男人”。电影中的男主角、时尚杂志《ME》主编宫洺，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男人。宫洺的首次出场式是：当他从豪车里出来，用标准男模特的身材，秀出的是仿佛掌秘密财富帝国的黑帮首领的气势，在他不可一世的身影背后，是前往求职的林萧为这个成功男人的“魅力”所彻底震慑的身姿。
　　因为崇拜时尚杂志《ME》，更因为被宫洺的“强势男性魅力”征服，成功求得主编的周末女助理职位的林萧，为赢得这位男老板的认可和欢心而放弃尊严，以甘受奴役的姿态倾心伺候这位以洁癖和怪戾向雇员炫示权力的老板。在林萧的身上，导演让观众看到的是女性在权力和财富面前的根本的卑贱，这种卑贱并没有因为美丽而改变，相反女性的美丽是被作为奴役的内容附属在女性身体上的。

　　三、《小时代》，一部汇演郭敬明式仿袭和拼贴手法的电影杂烩

　　看电影《小时代》，熟悉美国影视的观众会联想到美国电视系列剧　《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绯闻女孩》（Gossip Girl）和电影《希德姐妹帮》（Heathers）等青春肥皂影视剧。在这些影视剧中，青春男女的帅气与亮丽、富有和权势都是被“炫”的题材。不能说《小时代》从小说到电影，是对美国前辈同行的亦步亦趋的“拷贝”，然而，毫无疑问是“郭敬明式的小剪刀”对这些海外前辈的“流行元素”的剪辑、拼贴。
　　《小时代》　影片开始是以富二代大学生顾里在如奢侈时尚店一样的私人衣帽间秀展名贵时装开始的，而它的结尾也是一场被渲染得神乎其神、但结果却马虎潦草的时装秀。概括讲，《小时代》虽然极尽渲染炫耀之能事，但其实不过是拙劣模仿、潦草拼贴的“青春欲望秀”。
　　然而，郭敬明的“剪拼才能”并不只表现在这部电影中。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幻城》开始，他的三部“代表作”被指抄袭：《幻城》（2002年）抄袭日本系列漫画《圣城》；《梦里花落知多少》（2003年）抄袭中国作家庄羽的《圈里圈外》；《临界纪年·爵迹》（2010年）抄袭日本作家奈须蘑菇的《Fate/stay　night》。
　　隔海和跨语言的日本作家没有请郭敬明吃官司，而中国作家庄羽却向这位“超级文抄手”同胞动用了维权的法律武器，结果是：《梦里花落知多少》因为严重抄袭被法院判处赔偿款20万元和向被抄袭者公开道歉。而郭敬明执行法院判决的做法是：“只赔偿，不道歉”。

　　四、欲望时代锻造的拜金主义写手

　　郭敬明向媒体公开表示，从中学时代拼力争获“新概念作文大赛奖”开始，他就不仅抱有“出人头地”的少年梦想，而且非常早熟地对文学写作具有明确的商业眼光，他是一开始就自觉将自己的写作与市场绑定的少年作家。
　　郭敬明对媒体复述自己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奖”的心态时说：“我是很认真地想要拿第一名，用尽全力地，朝向那个最虚荣的存在。我写了整整7篇5000字的文章。我买了7本杂志，剪下7张报名表。”（《人物》，2013年7月号）吃透了《新概念》作文大赛口味的郭敬明连续两届获得该赛一等奖，因为闻名天下，这个成功的“奇迹”不仅鼓舞了少年郭敬明的“成功之志”，而且也让他明确“写作”与“仿袭”之间的常人难解的奥妙。
　　“新概念作文大赛”以“反学校应试教育”为标榜，实际开拓的是另一种应试教育——“文学市场应试教育”，它对于郭敬明式的应试成功者的作用就是将他们过早从课堂中拽出来，推入文学市场。这种“文学市场应试教育”，以“青春文学”为标签，将流行、消费、自我享受、权力崇拜、物质贪婪和欲望幻想作为“青春元素”，植入写作，把文学写作变成按阅读市场需要配方的手艺。
　　“80后”的郭敬明是看日本动漫长大的一代，他的小说语言是严重“动漫化”的，就是一种言不及物、不古不今、不文不白的仿冷艳风格的无病呻吟，以支离破碎掩饰灵魂空虚的流俗套话。郭敬明的小说，从《幻城》到《小时代1.0》和《小时代2.0》，自然是这种“青春文学”的代表作，而他的电影《小时代》，不过是这种“青春文学”的电影版。
　　作为一个自觉而精明于商业写作的“早熟作家”，郭敬明的写作，自始至今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过度仿袭；其二，物质崇拜；其三，病态自恋。在电影《小时代》中，这三点被集中强化表现出来了。在电影中，那个可以在“一棵树都不能移动的中心建立一座玻璃私人楼房”的《ME》　杂志主编宫洺和气质非男非女、行为诡异的专栏作家周崇光，实际上二位一体地表现着“郭敬明式的拜物和自恋”。

　　五、“成功的”商品拜物教的自恋人格

　　郭敬明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中，也公开承认他的拜物和自恋，而且强调这是他写作和事业成功的原动力。郭敬明及其追随者都坚称，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是由物质欲望、权力崇拜和情色幻想构筑的世界。在郭敬明的文学字典里，是没有平等和尊重的。
　　在电影《小时代》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正在应试助理的林萧，因为陡然见到霸气凌人的年轻老板宫洺再次出现在眼前，而仓惶摔倒在地，而这位在电影中被塑造为神一样的成功男人，只用君主看奴婢一样的眼神睇视一眼如狗一样趴在地上的林萧，然后以雄视天下的姿态昂然而去。这就是郭敬明为电影中的女人塑造的成功男人形象。
　　在“功成名就”的今天，从18岁的文学少年已经成为拥有亿万资产的书商老板，郭敬明“最深刻的人生”的记忆，仍然是他初出名时，在一个典礼上因为服装简陋被工作人员蔑视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成为他富有之后“疯狂地买各种奢侈品，带着一种快意的恨在买”、在生活中和在作品中极度炫富的理由，而且也成为他在贫寒与富贵之间画出尊卑界线的理由。
　　31岁的畅销书作家和书商老板郭敬明对媒体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教养很好的人。”一个严重抄袭而拒不道歉（更无悔改），在小说中贩卖粗俗的品牌崇拜和女性歧视，是“教养很好”吗？非常遗憾的是，郭敬明在其成长的时代，缺少的正是文学和文明的教养。换言之，我们在郭敬明们的“成长－成功史”中，看到的是教养和教育的社会性失势。

　　六、一个市场经济人工哺乳的畸形自我

　　中国哲学家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而是从家庭伦理而扩展为“天下一家”、“四海兄弟”的伦理关系。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在这个以家庭为基点的伦理本位社会中，中国人的种种观念是以两大精神为中心的：一则“向上之心强”——亦称“人生向上”；又一则“相与之情厚”——亦称“伦理情谊”。他认为这两大精神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造成了对个体的严重压抑。“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郭敬明用“小时代”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大时代”。“大时代”的理想是国家整体的、精神向上的；“小时代”的理想则是个人自我的、物质享乐的。郭敬明作品的“畅销”，在文学和电影上都乏善可陈，但是，他的确在这个意义上表达了当代中国的现实：青年一代精神上的个人化，这种个人化突出表现在“我消费，我存在”上，尽管这种“消费”因为经济能力的限制，更大程度上表现在对郭敬明式的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小说、电影形象的追求和迷恋中。

　　七、消费主义和反智主义联手的大时代铸造了“郭敬明”

　　从一个追求出人头地的文学少年，成长为一个“做大了”的文学出版商，郭敬明的教养和视野为什么竟然没有随其名气和财富增长？为什么我们这个培养郭敬明写出巨额发行量的畅销书的时代，没有培养郭敬明追求财富和权势的同时，学会平等和尊重？
　　郭敬明不仅过早地被书商蓄意定型打造为“青春文学”畅销书作家，而且他自己也全身心地投身于文学消费市场的写作，过人又精明地将自己“全面消费符号化”。更有甚者，伴随文学市场追捧的，是文学主流的权威力量对郭敬明不负责任的追捧。2007年，被判决严重抄袭而“只赔偿，不道歉”的郭敬明，作为“80后作家”的“优秀代表”，由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和一位活跃批评家兼北大教授的联名推荐，他被中国作协隆重邀请为会员。
　　郭敬明今天成为一个通吃市场的“消费符号”，能以他的“小时代”遮蔽“大时代”。显而易见，是一个缺少文学理想坚守和写作品质甄别的文坛，首先打造了这个“文学奇才”，而当下的国内文化消费市场则无度地放大这个“文学奇才”，使之成为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青春消费符号”。准确讲，是欲望放纵的消费主义和抵制教育的反智主义在20世纪末期以来的合流，打造了郭敬明式的“超级消费符号”，同时也赋予它们对于道义价值的“免疫力”和对文化批评的抗拒力。
　　今天，面对这个一切批评都被他当做营销“正能量”的“郭敬明”，应当反思的是，我们的大时代中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个“小时代的郭敬明”滋生的土壤。其实，在一个市场经济常态化的社会，《小时代》这样的电影出现是正常自然的，因为市场经济本身是鼓励欲望、鼓励幻想，并且以之为发展动力的。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是，《小时代》为什么并不“小”，而是无限膨胀，乃至于主流媒体发出担忧“小时代遮蔽大时代”的呼声。面对郭敬明的《小时代》，真正要检讨的是，一个明摆着的技艺低劣、思想丑陋的电影，为什么在这个大时代爆发出漫天“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