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是一个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时代，资本和技术占有支配地位，世界纷繁多变，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全球化时代文学的使命和作家的责任是什么？这一问题很难用三言两语讨论清楚，但又令人不禁一再叩问、探求和反思。

　　文学以一种不让步的方式表达经验

　　有诺贝尔文学奖在手，中国作家莫言大概是被最多问到关于作家责任的人。在前不久举行的2013中德文学论坛上，莫言发言的题目就被主办方定为 “全球化时代作家的责任”。莫言更侧重作家的“责任”，而非“全球化”这一特定时代。他在演讲中以9个“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句式开头，强调作家的责任带 有普遍性：作家是社会成员的一分子，应该是社会生活的观察者；作家应该在作品中坚持自己的立场、所信奉的道德和价值；作家应该是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评者和黑暗人性的剖析者；作家应该从历史中寻找到素材，发现人性变异的规律；作家应关注人类的命运变迁；作家应该是自我批判者，在认识自我的基础上，获得对人的 理解的宽度和深度；作家应该不懈追求艺术创新；等等。关于全球化，莫言认为它是一个“福音”，带来了交流的便利；但似乎也像一个噩梦，在全球化浪潮中，事物变得统一、标准化，这对于文学来说是可怕的。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保持文学的独特个性，是全球作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经济增长，技术爆炸，世界变为乡村，而文学能够做什么，文学是被经济技术所控制或限定了吗？不少人对此的回答是全球化时代文学的权重已经下降，贾平凹感叹：“今天的作家在追求文学表达时，社会却只给予他们娱乐和消费。”虽然如此，贾平凹仍然相信以文学去表达时代的坚挺和伟大，是作家的良知和责 任；他也相信，文学艺术依然顽强，依然神圣。来自前东德的诗人、一直追求表达“时代基本矛盾”的福尔克尔·布劳恩也固执地认为文学讲述发展或抵制，负载了传统与现代的承接。“新的技术方法仅仅提供了交际的迅捷方式。而具有决定性的是：文学愈加详尽、尖锐地掌握它所在的世界，就会对世界意识作出更多的贡献。 单从人性的方面来说，文学也不能作出妥协。”布劳恩对文学的前景表示乐观：“文学以一种不能让步的方式表达经验，只要它能传递给人经验，它就能存在下去，而作家需要做的就是试图挖掘到更深的地方。”

　　不久前网络上曾有一个调查，读不下去的经典文学排行榜中，《红楼梦》《追忆似水年华》《百年孤独》等位居前列。“短平快”的表达和传播方式正在重塑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徐则臣就谈到，有人要求他用微博体向读者讲清楚长篇小说《耶路撒冷》的故事，这令他认识到读者对经典文学、严肃文学的理解 和接受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仅在国内，国际上也严重存在着迎合快餐化、平滑阅读的倾向。徐则臣认识到，文学也需要作出顺应和引领时势的尝试，但他不准备轻易投降：“也许我们最终抵抗不了全球化的潮流，但为了一种好文学的尊严，我们的确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如何与经典站在一起，成为这个平滑、肤浅时代的坚定的反 抗者。”

　　文学是不同文化间沟通的最好形式

　　阅读和表达的改变源于网络。因特网连接了世界，也让沟通变得容易，但网络能够消除交流的界限，让人们彼此理解吗？作家布尔克哈特·施皮嫩的直言不讳令听众会心发笑：“全球化的主要通用语言是有关利润与亏损的数据、交易所行情等。”他问道：“我们可以相互做生意，但我们能够真正相互理解吗？”人们 在母语环境下成长和受教育，他们用母语掌握了一种思考、判断和沟通的方式，这一方式仍然带有数千年来各自独立发展的不同文化的特点。而文学恰是不同文化之间成功沟通的最好形式，在文学当中，“相似性胜过了差异”。女作家尤迪特·库卡特认为比起过去，网络实际是一个更容易碰到陌生人的世界，陌生人并非他人， 而是我们自己。

　　很多读者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阅读期许：希望当代作家能像一些伟大的古典作家一样，或歌颂或批判，发出呐喊，阐述见解。从古至今，作家先是替天代言，然后替族群代言，最后替社会上某个阶层代言，而现在，大多数作家会说：“我为自己代言。”2013中德作家论坛上，瑞士德语作家罗尔夫·拉佩特直言： “我是说故事的人，不是政治动荡的振动仪，也不编写社会发展的编年史——至少表面上不是。在我的小说中，我把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用文字记录下来—— 而不是高举着大幅标语。”拉佩特更像是针对读者“任性地”要求“作家应对公众生活表态”而提出反对意见，这并不是说他在写作中会回避社会话题。“当我认为必须以文学的途径涉及某个社会议题的时候，我会将其小心翼翼地隐藏在一部小说当中。”的确，读者不能强加给作者种种责任，但读者可以期许；作家有权利决定 自己的写作，读者也有权利希望作家多少考虑到读者的诉求。德国女作家乌尔苏拉·克莱谢尔非常理解读者心理，她认为作家写作是面向社会的，社会和公众会提出问题，希望能够在作品中看到作家的表态。或许，奥地利德语诗人罗伯特·辛德尔的看法更带有总结意味：“全球化时代下作家的责任在于：作为同时代者，作家们 运用服务于艺术信条的所有方法，令时代现实不断推陈出新，令不可见之物显现，以此书写时代之貌。”

　　文学创作应该对社会有所超越

　　创作自由与社会的话题在刘震云看来是老生常谈。他认为社会环境总会对作家的创作自由有影响，在这种影响下，有的写作者会直接去写揭露和批判社会事件的作品，虽然这种作品更容易受到当下的欢迎和另外国度的欢迎，却无形中降低了文学品格。刘震云打了个比方：“就像在街头用酒瓶子把脑袋砸破更容易引起 人的注意，但它不是生活的本质。”社会事件只是生活的一个侧面，而不是生活的全部，真正的文学创作，应该对社会有一种超越。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曾说过：“对于志得意满的人们，文学不会告诉他们任何东西，因为生活已经让他们感到满足了。文学为不驯服的精神提供营养，文学传播不妥协精神，文学庇护生活中感到缺乏的人、感到不幸的人、感到不完美的人、感到理想无法实现的人。”无独有偶，方方也不断提及文学的本质属于 弱者，能照顾人心。作为女性，方方所理解的创作自由更倾向于率性地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虽身处全球化时代，方方创作的关注点依然是个体尤其是弱者的生命，是一个个的人存在于世界的方式和感受世界的方式，“写他们的痛，其中包含着我们的痛，也折射着社会的痛”。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之于方方不是一种责任，而 是一种需要。“不是文学需要作家，而是我们需要文学。”

　　写作无法摆脱地域性和故乡

　　全球化带来了人员和文化的流动，移民浪潮的发展，让“故乡”这一概念被赋予了更多文化归属的意味，很多情况下，“故乡”成为一种文化的记忆。毕飞宇称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但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王家庄”某种程度上就是他笔下的故乡。他写故乡并非源于情感，而是源于想象力和理性，受到鲁迅笔 下乡土叙述的影响，毕飞宇渴望回到故乡，沿着鲁迅的足迹梳理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渴望回过头去反思，梳理和分析我们的乡土记忆。“最好的小说情节、人物、环境……就在我们的身边和房前屋后。”阎连科离开家乡已经40多年，但他的写作永远无法摆脱地域性，无法脱离故乡。安娜·魏登霍尔策也谈到“故乡”文化记忆的重要性。全球化过程导致的市场标准化令“世界的人”产生了无法自洽的身份缺失的恐惧，而故乡是心中渴望之所，是归属。

　　走出故乡到异地，人们通常会经历无法完全融入和被同化的间离感，美国作家裘帕·希拉里一部小说的题目《不适之地》很好地形容了这种间离感。曾在新加坡留学的张悦然对“不适之地”的理解更为深刻。在她看来，对一个作家来说，即便是故乡，也存在着一定的摩擦，这摩擦令他们敏感、警觉也备受煎熬，正因 为此，作家才会写作。中国朝鲜族女作家金仁顺的父母是从朝鲜新义州来到中国丹东落户的，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亲人的迁移。在她的家庭中，父母使用朝鲜语，而她和兄弟姐妹讲汉语。作为朝鲜族作家，金仁顺可以说拥有丰富的写作素材，而她说：“我在等待一个让我欲罢不能的时刻，让我想讲 述自己的来龙去脉，那个时刻来临之前，我不急于写自己家庭的故事。”而当她无意识地写了很多朝鲜族人生活的小说后，才发现，自己的心灵世界，始终有一部分是不断地侨移回到朝鲜半岛的。金仁顺的发现，恰恰说明了“故乡”或者说“文化归属”在不断提醒我们从何处来，要去向何处。

　　本土性与外来文化不是对抗，而是共生

　　从故乡的文化记忆延展开去，自然会谈到文学的“本土性”问题。人们总会陷入对“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一对立矛盾的辩论中。在全球化的今天， “乡土”还存在吗？它的界限是否已经模糊了？在德国作家舍尔克·法塔看来，乡土问题依旧存在。世界是广博的，但作家只能扎根于“小环境”——大部分的现实 还是发源于这些环境。“智能手机、苹果软件、谷歌地图也无法瞒骗此事实：边界始终存在，各种地域依然存在，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一言以蔽之：存在着‘人类的乡土’。”同时法塔也意识到，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透明的玻璃，可以映射出整个世界。

　　在全球化背景下，并不只有个人会产生身份的焦虑，一种文化的身份认同同样面临着“我是谁”的诘问。在全球化时代强调“本土化”，正隐含了对文化身份认同的迫切愿望，对此，作家李洱感受强烈。回顾中国作家对本土性问题的认识时，他发现，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强调带有空间意义的“本土性”；而在不远的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强调的还是带有时间意义的“现代性”。今天的很多作家和批评家，都深陷于“本土性”的焦虑之中，这其实包含了文化的自尊和对抗意识，因为趋同性对文化造成了伤害，给人的身份认同带来了危机。李洱认为，本土性不意味着保守，而意味着开放；本土性不但不意味着要将传统和外来文化看成“他 者”，反而要将其看成主体性的“自我”。本土性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不是对抗，而是共生。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名句用于形容网络和全球化的时代仍然再合适不过。它对时代作出描述，也勾勒了文学发展的背景；它在当今时代的适用也从某种程度上佐证了一点：文学总能穿越复杂纷繁的时代表象，不仅精准地概括当下，也能恰当地契合未来。全球化或许是噩梦，但背后也隐含 许多希望。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问题总是来得太多太快，远非几次讨论可以回答。作家和文学如何在全球浪潮中自处，可能还是需要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