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初夏,北京、上海的高校里,诗歌像水一样流淌。复旦诗歌节年复一年;北大未名诗歌节上,既是师生、亦是诗酒朋友的诗人们讨论诗歌的传统与传统的局限;华东师范大学夏雨诗社20年后再度“复活”。
几十年间,大大小小的诗社在各个学校的角落里兴盛衰落,写诗的人像麦子一样一茬换了一茬。虽然现在已经不是诗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1980年代,但这一代人有着自己的精神境遇,诗歌的梦想依然还在。
诗人在路上
被拦下谈诗的时代
1982年5月,诗人王辛笛和袁可嘉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学生徐芳的陪同下,参加夏雨诗社的成立仪式。这天华东师大大礼堂内外人山人海,很多人被挡在了大门外,把铁门敲得梆梆响。王辛笛让保安把门打开,让同学们进来,他说,这是春天的雷声,是诗歌的鼓点。那天的大礼堂,因为诗歌,每个角落都塞满了人。
当诗人们老去,“复活”的夏雨诗社唯有寄希望于未来。所以盛典用孩童的歌舞表演拉开序幕,那个时代的校园诗人们现在都已为人父母,这些孩童也是夏雨的二代三代。
在“向80年代致敬”的短片里,诗人宋琳、叶开、段钢、倪文尖、查建渝……开始谈论过去和现在,一代人在短片中似乎依然可以生活在过去的记忆里,那些残存的记忆似乎决定了这些诗人的一生。徐芳在片中说:“要不是写了那首诗然后加入诗社,怎么会后来嫁给李其纲?”叶开依然调侃着:“当年他们混吃混喝,还骗人家的女朋友。”
周宏上台,还未开口,下面就大喊起来:“周宏,我爱你!”
“我爱华东师大!”周宏回应道。
“我们没有春雨之缠绵,秋霜之冷漠,冬雪之潇洒,我们像我们的姓名一样朴实。夏雨雨人,热爱生活并在创造生活的人们啊,如果你有沉闷焦灼的岩石,我们愿给你送去清凉的慰藉,如果你有干涸龟裂的土地,我们愿给你送上缝合的丝线……如果你执著,如果你在沙漠上曳响翠绿的驼铃,我们愿像星星一般优美地落在你怀里,决不让你干渴、窒息,如果你深沉,如果你在大海上直挂严峻的桅杆,我们的大海愿凝聚飘落在你的眉睫、唇尖,决不让你守着苍茫的重洋彷徨……我们表达了,创造了。树将记得我们淅淅沥沥,噼噼啪啪的叮咛,把绿荫铺满世界……夏雨,年轻而执著!”
31年前的同一个舞台,正是这篇发刊词宣告了一代校园诗人的登台。
在徐芳的回忆里,当时是这样的:“宣言之后,诗,一首接着一首,像展开翅膀的小鸟,在宁静而又热烈的会场里飞翔。”
31年后的同一个舞台,老中青三代诗人们也在这篇发刊词后,一首又一首地朗诵1980年代影响一代人的20首诗歌,从芒克的《阳光中的向日葵》、北岛《回答》和《雨夜》到顾城《一代人》、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朗诵先从宋琳的《丽娃河》开始。1989级中文系的胡艳春和2012级传播学院的于鑫淼一起朗诵了宋琳在异乡回忆华东师大和丽娃河时写下的这首诗。“阿姨好漂亮!”舞台下的人开玩笑似的起哄,追忆在欢笑声中开始:
“但这一条几乎不能称之为河的河,
我的姐妹,羞涩地隐藏着自己。
你在地图上找不到她,世人鲜有知道她的名字,
河两岸对望着的是眼泪般纯净的小树林。”
《丽娃河》朗诵完,全场高喊:“宋琳!宋琳!”
华东师大毕业生、现为华东师大对外汉语系副教授的毛尖在关于华东师大往事的诸多文章中,宋琳总是不可或缺的人物,比如:“就说宋琳老师吧,夏雨诗会的时候,他在学校大礼堂朗诵他自己的诗,他一边朗诵一边把自己的诗稿往台下撒,搞得当时万众瞩目的校花因为抢一页诗稿差点走光。诗人宋琳,据说20年后重回华东师大,从学校前门走到后门,只花了10分钟,这让他很悲哀,因为以前这段路程,他要跋涉一上午,路上得遇到多少姑娘多少诗人,目标得多少次被延宕被改变!”
毛尖关于宋琳的这个段子是有佐证的。徐芳的第一首诗《蝴蝶结》发表在1982年的《青年报》元旦专版上,从那以后,她就算成了诗人。“记忆里文史楼的壁报,书包里的诗刊,人声鼎沸的赛诗会,只是因为我的一首诗被铅字化,就有人拦住我谈论诗歌了。有时我也想,这个时代真的有过吗?是我想象出来的光荣时代吗?”
“那是毛尖的演绎,但今晚好像就是这样的!”在呼喊声中走上台的宋琳架着老花眼镜,头发稀疏。在刚才的短片中,他是何等风流倜傥,他说:“时间在这里是循环的。”
宋琳翻了半天没有找到自己要念的诗,他把诗集拿错了,最后他念了1988年写的《仿佛走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仿佛走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你是我的包裹、钟声放逐河流和云朵/你是甩不掉的、任性的一个女孩……”
从“夏雨”到“杜衡”
关于夏雨诗社,也许可以从李其纲写下“夏雨,年轻而执著”的发刊词开始,但30年过去,作为夏雨诗人中最著名的一位,宋琳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夏雨诗社的代言人。
宋琳把1980年的夏雨诗社运动称之为一场“流动的飨宴”,“夏雨诗社为当代诗坛贡献了几位有分量的诗人,他们没有放弃写作,没有被流俗的漩涡裹挟,尤其是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后造成人文领域巨大的落差没有夺走捍卫诗歌的勇气,这些都成就了汉语的光荣。”宋琳把这场大学生诗歌运动定义为广义上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是以朦胧诗为代表的地下诗歌运动的余绪,“其规模大大超越了朦胧诗群,并将朦胧诗的影响从理念扩大到日常生活和写作行为中去,就精神的自足、语言实验的勇气与活力来看,或可称之为一场学院‘诗界革命’。”
夏雨诗社的早期主要成员是1978、1979和1980级中文系学生,策划地点是被他们称之为“巴士底狱”的第一学生宿舍,这栋现在早已被拆除的三层回字形楼房是民国时期大夏大学的旧址。宋琳版本的夏雨诗社诞生记是这样的:“某个春夜,我到78级师兄刘新华的寝室小坐。他突然问我:‘你们几个写诗的同学,为什么不合在一起成立一个诗社呢?’听从了他的建议,我和沈滔、汤朔梅、张黎明、徐芳等人便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张贴征稿启事,给名流写信,请校长题辞,打字,画插图,油印,5月下旬,《夏雨岛》创刊号就这么诞生了,首任主编李其纲写了热情的发刊词——《夏雨,年轻而执著》。”
而在徐芳的夏雨诗社诞生的版本中,“筹备工作,使得脚底生风。上课变成了休闲,下课倒像是正式工作的开始。幸好学校领导非常支持,所到之处,所求之人,几乎一路绿灯。甚至在团委的办公室里,我们设了诗社的办公桌,轮流值班,办印务,以及报名、收费事宜。诗社成立的海报一经贴出去,那里就每天都门庭若市、川流不息。”
在夏雨诗社的那个年代里,用毛尖的话说:“夏雨诗社三五男生,身着长袍手拿玫瑰,看到女孩,说一声:‘春天来了,跟我走吧。’外语系历史上最美的女孩就被这样的一朵玫瑰花带走了。”
宋琳和徐芳当年都以诗人的身份,本科毕业就留在了华东师大任教。“我和宋琳都是以诗人身份在本科留校。我们拜时代所赐,拜我的大学所赐。”徐芳在当天下午的研讨会上激动地说,“那个时候,不写诗被认为是傻子,这可能就是我最初创作的动力,不想被人认为傻,有点聪明。后来这些诗人都转行了,我被称为留守女人,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写诗?现实太坚硬,所以需要梦幻,但那只能属于1980年代。”
在宋琳的回忆里,“诗歌成为某种生活方式在夏雨诗人的交往中留下了不少趣闻,那是一个诗歌和友谊的话题,混合着机趣、荒唐、幻想和空虚,似乎证明了王尔德的理念:生活是对艺术的模仿。我记得和张小波、姚霏在一起厮混的日日夜夜,喝酒,跳交际舞,追女生,过着贫穷的诗歌公社的生活。”
钱老的个人发言,何尝不是对一代诗人当下状态的描述?夏雨诗社的1980年代只存在于往事和黑白照片中,但宋琳依然坚持着,他在
从1982年到1993年,夏雨诗社存在了11年,陆续自印出刊《夏雨岛》十五期、《归宿》四期、《盲流》一期,编有诗选《蔚蓝的我们》和《再生》(原名《寂灭》)等。1993年,夏雨诗社自行解散,最后一任社长就是后来成为商人的江南春。1990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他遭遇了诗歌时代的尾声,那时的校园里已经没有多少人在写诗了,腰间别BB机的男生也许更能吸引女孩的目光。就像江南春某次在丽娃河边与姑娘散步时说过的那样:“我们振臂一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复旦诗社首任社长许德明在研讨会替夏雨诗人们“谴责”了一下江南春:“夏雨诗社解散,江南春是要负责任的。”
可是,在宋琳看来,夏雨诗社在1993年停社是有象征性的,“八十年代的金黄已远逝,接下来是碎镜里的水银。”
1993年,夏雨诗社消失了,过了些年,华东师大出现了一个“杜衡诗社”,“杜衡”的现任社长殷文辛是中文系大三学生,正是他,几个月前向学校提出申请,把“杜衡诗社”改名为“夏雨诗社”。
宋琳说,“我主观地希望,年轻一代愿意把夏雨诗社视之为一笔小小的精神遗产。”
“现在你在学校里找人谈宋琳,可能没人会理睬你。诗人在路上被粉丝拦截的情景,不会再现了。”新夏雨诗社的首任社长殷文辛说,他现在能做的就是把诗社往专业化发展,“可以是小规模但必须是精英化。实体活动少了,大部分通过刊物和网络方式运作。”
目前新夏雨诗社成员67人,核心成员大概20人。“两年前,我接过了‘杜衡诗社’的招牌,除了社名4个大字,我们一无所有,没有经费,没有成员。从零开始,能这样,我还是有些成就感的。”殷文辛说,他自己只是喜欢写诗而已,至于是否能成为诗人,“我志不在此。我只想提供一个平台发表意见,让大家拿出诗歌一起讨论。”
夏雨诗社的新一代都明白,时代和条件都不能复制了,但夏雨诗社在中断了20年又后接续了下来,从1982年文学和诗歌的年代,到上个周六的盛典,这一切至少表明,诗歌从未消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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