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 在古今之间游荡的诗人
2013-05-28 09:55:04 发布者:phpcms 来源:新京报
9月8日起，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在北大担任为期一个月的驻校诗人。而9月18日，首师大则迎来了第9位驻校诗人。今天，中国有３所大学有“驻校诗人”，这三所大学是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作为国外常见的文学与大学教育沟通互补的方式，驻校诗人能否给中国大学的文学教育带来新的活力，令人期待。
提起余光中，有太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那首《乡愁》。但余光中并不仅仅是《乡愁》里的余光中，他作诗千余首，也不仅仅都在诉说乡愁。他的诗歌里有引经据典的部分，也有环保的部分。余光中在北大驻校期间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展示给我们乡愁之外的余光中。
“我写过一千首诗，散文至少也有一两百篇”
新京报：大陆的很多读者都是从《乡愁》开始认识你的，其实你的很多诗歌和散文都描写了乡愁，比如《十年看山》、《登楼赋》、《听听那冷雨》、《当我死时》，乡愁对你而言，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余光中：我是1949年从厦门离开大陆，先去香港，1950年我就去了台湾。1952年在台湾大学毕业，到美国去读书、教书，一直到1972年，那时候我已经42岁了。那时正是“文革”，两岸不可能交流，感觉回归无期，所以在这种心情下，写出《乡愁》。当时我一口气写了很多别的“乡愁”。另外一首由罗大佑谱的曲，在大陆也唱过，叫《乡愁四韵》，有四段。另外还有一篇感情差不多的，叫做《民歌》。这次在北大，我第一讲《诗与音乐》，讲到后来，我朗诵自己的一些诗，有一首就是《民歌》，我念第一遍，第二遍是全场几百个听众应和我，一呼一应，有点音乐效果。
新京报：其实你不仅仅是写乡愁的诗歌，你写过很多很西化的诗、也写散文、甚至还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但很多读者眼中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充满东方古典美的诗歌和散文，你会觉得读者对你的认识不全面吗？
余光中：我写过一千首诗，散文至少也有一两百篇，所以要真正对我有一个基本认识，是要看一些书的。《乡愁》这首诗因为被编到教科书里，所以大家都念过，而且也好记，形式单纯。《乡愁》是大白话嘛，我在这头，谁在那头，都是白描的。但我也有一些写得很文的引用典故很多的诗，比如《湘逝》。是写杜甫的晚年，他安史之乱一路从陕西辗转逃到四川成都，到了三峡那里顺流而下去了湖南，所谓“湘逝”就是死在湖南。这个当然很受古典的影响，语言也比较文，典故也比较多。另外还有一首《寻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到了最近的十几年来，我又写另外一种主题的诗，环保的诗。
“诗歌如果不押韵，就一定要有些别的好处”
新京报：你曾经提到古典文学是你的上游，你觉得在今天，古典文学是否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
余光中：我们现在名义上，古文是退位了，靠边站了，白话是主流，可是我们想想，我们每天讲的成语都是古典文学留下来的。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讲五四以来，我们受欧风美雨的影响，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受欧美的影响，不过说得形象化一点。为什么大家不讲欧雨美风呢，也可以雨从欧洲来，风从美国来。平平仄仄嘛。每个人讲话受平仄的影响，也就是受古典的影响。决定中国文学平仄规律这样的东西很重要。
新京报：那你觉得诗歌是不是一定要押韵？
余光中：诗歌押韵对中国文学来讲自古已然，五四以后才不押韵的。在这之前，一直到清朝都是押韵的，所以变成歌非常容易。从周朝的四言，到魏晋南北朝的五言，到唐朝的七言，到宋词长短句，还是押韵的。押韵对中国古典诗是必要的条件，西方不然。西方比如莎士比亚的舞台剧，人物讲话是用诗句讲的，不过不押韵，这个和中国不一样，这件事情（押韵）对中国是最基本的。
新京报：不押韵可以写出好诗吗？
余光中：当然完全不押韵也会写出一首有趣的诗来，不过有时候有韵来帮助呢更有效果。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上，有韵的呼应，能够催眠你。甚至我们讲个笑话，讲个俚语，都是押韵的，这是天然的一种趋向。“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我那首《乡愁》大家以为不押韵，其实有啊。“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小时“候”、“愁”、“头”，当然，“候”和“头”平仄不一样，可是是有韵的。韵很重要，交通守则都会押韵啊，让你容易记住，都押韵嘛。
新京报：可是现在很多诗人写诗是不押韵的。
余光中：不押韵能不能写出好诗来，不一定，可是你不押韵，一定要有些别的好处，语言特别有味道，特别耐人咀嚼，或者你的比喻特别鲜明生动，要有别的补偿。可是押韵在这个之外，会帮很大的忙。
“逍遥游其实不逍遥”
新京报：去年4月，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在台北上映，你的片子以“逍遥游”为题目，这是取自你的散文集《逍遥游》，还是另有深意？
余光中：庄子的逍遥游意思是不要有牵挂。我用这个题目倒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我那本散文是写我在美国的心情，在美国读书，离开故乡，到一个不同的社会，所以我把它说成是逍遥游。可是这个逍遥游，其实并不很逍遥，充满了乡愁，充满了所谓的文化震撼，很不习惯。
新京报：杨照在文章《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大师纪录片》中说你在纪录片中的主要形象，不是民歌手，而是“壮游者”。
余光中：那个片子拍的方式，好像我是一个壮游者，是一个云游天下，四海为家的人。因为那个片子拍出来也是这样子，一会儿叫我到这儿，一会儿叫我到那儿，杨照他的印象就是壮游这样子。
新京报：你赞同他这个说法吗？
余光中：壮游不是个贬义词，也还不错嘛，一个人云游天下。中国就有句古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互相补益，读书是跟古人来往，行万里路是跟当代的人来往，深入人间，都有帮助的。
“披头士的歌词都蛮有深度，崔健也很不错”
新京报：你诗歌中的音乐性也是常被提及的话题，你自己对音乐的喜好是怎样的？
余光中：我很喜欢音乐，这次在北大的第一场演讲，我讲到诗与音乐，就特别提出披头士，当然现在你们已经不太听披头士了，你们听杰克逊啦，还有人去看Lady Gaga。披头士是最了不起的乐团，是英国最大的输出，吸引最多的外汇，而且他们的歌词都蛮有深度。他们的思路很广，绝不是写很浅薄的东西。像大陆的崔健就很不错啊，他自己也写词，他就是学美国的摇滚乐，自弹自唱。这种事情在中世纪欧洲，有很多吟唱诗人，等于复古了。
新京报：音乐性在你诗歌里是如何运用的？
余光中：我的诗在现代诗里，是比较强调音乐性的，往往有押韵，不一定是脚韵，行、句子中间有关键字眼，跟前后呼应的也是一种韵。押韵也有各种方式，押得不好是油滑，押得好是恰到好处。我有一首诗叫做《浪子回头》，一开头我就讲，“鼓浪屿鼓浪而去的浪子”，“浪”字就出现了三次，“清明节终于有岸可回头”，当年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这样的句子开始，同样一个字扭来扭去，变来变去就可以发展下去。像李白那首，“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几个“日”字翻来覆去就发展下去了。（姜妍）
提起余光中，有太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那首《乡愁》。但余光中并不仅仅是《乡愁》里的余光中，他作诗千余首，也不仅仅都在诉说乡愁。他的诗歌里有引经据典的部分，也有环保的部分。余光中在北大驻校期间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展示给我们乡愁之外的余光中。
“我写过一千首诗，散文至少也有一两百篇”
新京报：大陆的很多读者都是从《乡愁》开始认识你的，其实你的很多诗歌和散文都描写了乡愁，比如《十年看山》、《登楼赋》、《听听那冷雨》、《当我死时》，乡愁对你而言，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余光中：我是1949年从厦门离开大陆，先去香港，1950年我就去了台湾。1952年在台湾大学毕业，到美国去读书、教书，一直到1972年，那时候我已经42岁了。那时正是“文革”，两岸不可能交流，感觉回归无期，所以在这种心情下，写出《乡愁》。当时我一口气写了很多别的“乡愁”。另外一首由罗大佑谱的曲，在大陆也唱过，叫《乡愁四韵》，有四段。另外还有一篇感情差不多的，叫做《民歌》。这次在北大，我第一讲《诗与音乐》，讲到后来，我朗诵自己的一些诗，有一首就是《民歌》，我念第一遍，第二遍是全场几百个听众应和我，一呼一应，有点音乐效果。
新京报：其实你不仅仅是写乡愁的诗歌，你写过很多很西化的诗、也写散文、甚至还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但很多读者眼中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充满东方古典美的诗歌和散文，你会觉得读者对你的认识不全面吗？
余光中：我写过一千首诗，散文至少也有一两百篇，所以要真正对我有一个基本认识，是要看一些书的。《乡愁》这首诗因为被编到教科书里，所以大家都念过，而且也好记，形式单纯。《乡愁》是大白话嘛，我在这头，谁在那头，都是白描的。但我也有一些写得很文的引用典故很多的诗，比如《湘逝》。是写杜甫的晚年，他安史之乱一路从陕西辗转逃到四川成都，到了三峡那里顺流而下去了湖南，所谓“湘逝”就是死在湖南。这个当然很受古典的影响，语言也比较文，典故也比较多。另外还有一首《寻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到了最近的十几年来，我又写另外一种主题的诗，环保的诗。
“诗歌如果不押韵，就一定要有些别的好处”
新京报：你曾经提到古典文学是你的上游，你觉得在今天，古典文学是否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
余光中：我们现在名义上，古文是退位了，靠边站了，白话是主流，可是我们想想，我们每天讲的成语都是古典文学留下来的。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讲五四以来，我们受欧风美雨的影响，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受欧美的影响，不过说得形象化一点。为什么大家不讲欧雨美风呢，也可以雨从欧洲来，风从美国来。平平仄仄嘛。每个人讲话受平仄的影响，也就是受古典的影响。决定中国文学平仄规律这样的东西很重要。
新京报：那你觉得诗歌是不是一定要押韵？
余光中：诗歌押韵对中国文学来讲自古已然，五四以后才不押韵的。在这之前，一直到清朝都是押韵的，所以变成歌非常容易。从周朝的四言，到魏晋南北朝的五言，到唐朝的七言，到宋词长短句，还是押韵的。押韵对中国古典诗是必要的条件，西方不然。西方比如莎士比亚的舞台剧，人物讲话是用诗句讲的，不过不押韵，这个和中国不一样，这件事情（押韵）对中国是最基本的。
新京报：不押韵可以写出好诗吗？
余光中：当然完全不押韵也会写出一首有趣的诗来，不过有时候有韵来帮助呢更有效果。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上，有韵的呼应，能够催眠你。甚至我们讲个笑话，讲个俚语，都是押韵的，这是天然的一种趋向。“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我那首《乡愁》大家以为不押韵，其实有啊。“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小时“候”、“愁”、“头”，当然，“候”和“头”平仄不一样，可是是有韵的。韵很重要，交通守则都会押韵啊，让你容易记住，都押韵嘛。
新京报：可是现在很多诗人写诗是不押韵的。
余光中：不押韵能不能写出好诗来，不一定，可是你不押韵，一定要有些别的好处，语言特别有味道，特别耐人咀嚼，或者你的比喻特别鲜明生动，要有别的补偿。可是押韵在这个之外，会帮很大的忙。
“逍遥游其实不逍遥”
新京报：去年4月，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在台北上映，你的片子以“逍遥游”为题目，这是取自你的散文集《逍遥游》，还是另有深意？
余光中：庄子的逍遥游意思是不要有牵挂。我用这个题目倒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我那本散文是写我在美国的心情，在美国读书，离开故乡，到一个不同的社会，所以我把它说成是逍遥游。可是这个逍遥游，其实并不很逍遥，充满了乡愁，充满了所谓的文化震撼，很不习惯。
新京报：杨照在文章《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大师纪录片》中说你在纪录片中的主要形象，不是民歌手，而是“壮游者”。
余光中：那个片子拍的方式，好像我是一个壮游者，是一个云游天下，四海为家的人。因为那个片子拍出来也是这样子，一会儿叫我到这儿，一会儿叫我到那儿，杨照他的印象就是壮游这样子。
新京报：你赞同他这个说法吗？
余光中：壮游不是个贬义词，也还不错嘛，一个人云游天下。中国就有句古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互相补益，读书是跟古人来往，行万里路是跟当代的人来往，深入人间，都有帮助的。
“披头士的歌词都蛮有深度，崔健也很不错”
新京报：你诗歌中的音乐性也是常被提及的话题，你自己对音乐的喜好是怎样的？
余光中：我很喜欢音乐，这次在北大的第一场演讲，我讲到诗与音乐，就特别提出披头士，当然现在你们已经不太听披头士了，你们听杰克逊啦，还有人去看Lady Gaga。披头士是最了不起的乐团，是英国最大的输出，吸引最多的外汇，而且他们的歌词都蛮有深度。他们的思路很广，绝不是写很浅薄的东西。像大陆的崔健就很不错啊，他自己也写词，他就是学美国的摇滚乐，自弹自唱。这种事情在中世纪欧洲，有很多吟唱诗人，等于复古了。
新京报：音乐性在你诗歌里是如何运用的？
余光中：我的诗在现代诗里，是比较强调音乐性的，往往有押韵，不一定是脚韵，行、句子中间有关键字眼，跟前后呼应的也是一种韵。押韵也有各种方式，押得不好是油滑，押得好是恰到好处。我有一首诗叫做《浪子回头》，一开头我就讲，“鼓浪屿鼓浪而去的浪子”，“浪”字就出现了三次，“清明节终于有岸可回头”，当年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这样的句子开始，同样一个字扭来扭去，变来变去就可以发展下去。像李白那首，“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几个“日”字翻来覆去就发展下去了。（姜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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