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一禾生前曾说，海子是“诗歌烈士”。这种评价提供了一个具有很强的折射功能的文化镜像，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想象和体验，似乎都能从这一镜像中找到他们的需要。于是，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海子，从生前小有名气跃升到放射出万道亮光的文化符号，甚至是一个巨大的诗歌文化的熔炉。每个阅读海子诗歌的人，真的也好，假的也罢，都在某种程度上从海子的诗歌文本、特别是海子的文化理想中认出了自己的渴望。从这个角度说，海子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启蒙诗人。另一种情形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也有相当多的一批人把他们自己的认知甚至是偏见当成了一种生命的原料，投进了海子的诗歌熔炉，然后从里面捞出了一勺滚烫的铁水，去铸就他们自己所需要的诗歌祭器。但是，从海子的诗歌精神的角度看，海子并不想见到在他的身后堆满的是一堆缭绕着熏香的祭器。海子真正萦怀的是一种无畏的且勇于担当的诗歌行动。这种诗歌行动的核心是复活。即通过诗歌的行动，从生命主体和生存情景两方面复活我们的生命形象。以往，人们大都倾向于将海子的诗歌主题和带有标示性的意象，确定为“麦子”和“土地”，这多少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林了。这种复活观念也反映在海子对其诗歌责任的确认上。海子曾说，作为一个当代诗人，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找中国诗歌的自新之路”。  

海子是少数几个能给当代诗歌带来诗歌遗产的大诗人。他同时代的诗人，也许有人比他写得更出色，在技艺上更老练，在诗歌洞察力上更深邃，但是，真正能像海子这样带来诗歌遗产的人是极其罕见的。“诗歌烈士”这一颂辞本身，尽管非常形象，也容易诱发诸多阅读的热情，但其所包含的深意，几乎很难转入大众文化语境来详尽地加以解释。不过，“诗歌烈士”这个词还是指涉了海子诗歌中的最核心的观念：诗歌是一次行动。没有壮怀激烈的行动，就没有烈士可言。如果只是静思默想，那结果可能只是一种圣徒。同时，“诗歌烈士”这个词也暗示了当代诗歌在其自身发展中的一次重要的文化转型：诗歌不再是衡量意识形态争执的砝码，而是帮助我们进行文化更新的积极的行动。还原到1980年代的文化语境，海子可以说一位气象非凡的有着独特的文化抱负的诗人。那个时代的流行的诗歌习气是，只关心现代审美，而海子却独独牵系当代诗歌的文化抱负。他不满意朦胧诗对当代诗歌的文化视野的遮蔽，试图披荆斩棘，另辟他途。现在的人，恐怕很难理解海子对价值的热忱（我甚至感到悲哀，如今的人已经不知道如何使用价值一词了）。海子是少数几个真正在诗歌与价值的关系上进行认真思索的当代诗人，其中有幼稚的不通世故的成分，但更多的是远见卓识。海子关注当代诗歌的基础，他不能容忍当代诗歌没有一个神圣的基础，他对诗歌基础的敏感超过了他同时代的任何诗人。他尤其不甘愿当代诗歌只建筑在现代主义的地基上，他更愿看到当代诗歌能对人类的创造力做出一种积极的回应；按海子的理解，这就是对价值的回应。这种回应既指涉我们对生命本体的领悟，也涉及我们对人类的生存图景的总体关怀。

在海子写诗的年代，诗歌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是一种世俗的抗争，一种对人格加以社会化显现的仪式，比如朦胧诗就是被如此解读的。但海子的诗歌道路与此不同，他的诗歌追求几乎和整个80年代的诗歌潮流唱反调。当代诗歌从1970年代开始，一直牵系于现代主义所激发的艺术活力和政治觉悟，以至于在198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只有现代主义能拯救中国诗歌变成了一种极具渗透力的文学潜意识。只要沾上现代主义的边，一切就都是好的，绝不会有错。而且，当时的文化语境由于历史条件的掣肘，本身就空间狭小，所以它为现代主义提供的文化形象也很浅俗，甚至是粗暴的，残留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化策略的痕迹。从这个背景看，海子在他短暂的诗歌生涯中所做的事情，就显得非常了不起。海子诗歌，或者不如说，他的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的诗歌行动，更像是由一个人发动的诗歌战争。

这一“诗歌战争”的文化景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在现时代，“我们已卷入了与语言的搏斗”。海子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反映到他的诗歌写作中，这种影响就表现为对语言的行动能力的信任。海子多少认为语言是一种自主的创造行为，因为语言参与了对世界的建构。这种语言搏斗的观念也反映在他的具体的诗歌创造中。他对1980年代通行的诗歌句法，特别是以朦胧诗为范本的诗歌语言，怀有很深的抵触情绪。他不愿看到当代诗歌被拖入意象中心主义的泥潭，进而提出当代诗歌需要“反意象”，摆脱对意象审美观念的迷信。这可以说是海子留给当代诗歌的最深刻的遗产之一。只可惜，领悟其神髓和精义的人很罕见。从诗歌句法的角度看，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对海子的影响是深透的。但海子绝非简单袭用西班牙谣曲的诗歌形态，而是在文学类型学上赋予了谣曲型诗歌以新的生命力。虽然基调上仍带有哀歌的性质，但海子的抒情谣曲却包含强健的复活幻象，它既有对生命的哀婉，也有对自我更生的激发。

海子并没有仅仅将诗歌的行动终止于语言的搏斗，而是将它推进到与世俗的生存图景进行一场价值之战。海子曾在《诗学：一份提纲》中提及“伟大的立法者”的概念。他非常反感当代诗歌在“平民角色”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自我矫情。当代诗歌当然可以对各种乌托邦进行清算，也可以借助乞求“日常经验”和“普通人身份”获得某种真实感，但是作为诗歌，当代诗歌必须在想象力和基调上回应一种诗歌功能：这就是“伟大的立法者”。它既是一种诗歌角色，也是一种诗歌功能。因为按海子的理解，诗歌的行动直指人类生命的觉醒。即诗歌文化对我们“从生命的本原的幽暗中苏醒”负责。海子曾坦率地声言，他的诗歌理想之一就是“对从浪漫主义以来丧失诗歌意志力”进行一次系统的有效的“清算”。这里，请注意，海子是最早将“诗歌意志”引入当代诗歌观念的诗人，这也是理解他的诗歌的一把钥匙。从现代诗歌谱系看，海子认为现代诗歌最根本的缺陷，就是它“缺乏纪念碑的力量”。现代诗歌缺乏的是“一次性行动”的意志和能力。所以，海子想通过他的诗歌创作彻底扭转这一迷局。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海子对诸如“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现代性”这些概念的运用是否准确，而在于海子显示了一种强大的文学直觉。他试图为当代诗歌寻求更具有纵深感的文学视野和历史根基。

除了同污染语言的世俗势力进行搏斗，同遮蔽现代性以来的种种生命的颓败进行不懈的抵抗之外，海子更希望当代诗歌能成为对“伟大的诗歌”做出积极回应的实践类型。在他的诗学随笔中，他多次提及“伟大的诗歌”这一概念。从隐喻的角度看，这一概念也指涉的是海子对人类生存情景的一种象征性的文化体验。这种文化体验既有真实的一面，也有神圣的一面。不该忘记的是，海子曾告诫说，不要在诗歌中寻求“真理和真实”，那是一种次要的需求，也可能也是对诗歌的不当使用，应该在诗歌中寻找“秘密的源泉”。因为诗歌是对人类生命中的“原始力量”进行“战斗”的产物。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诗歌显示的是“人类主体在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伟”。海子的表述其实还算委婉。换成我的话，我就建议海子直言：对不起，如果没有对生命本身的辉煌的想象和敬畏的话，请离我的诗歌远一点。

对海子诗歌的另一个极大的误解是，海子的诗歌体现的是一种青春写作。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在诗歌句法上，在诗歌情绪上，在诗歌意象上，海子的写作似乎残留着许多青春写作的烙印。海子的某些诗歌也确乎可以从类型上归结为一种青春写作。我自己在此问题上也曾多次犹豫。但是我从未怀疑过，海子的诗歌无论从诗歌面貌上还是从诗歌精神上绝非“青春写作”所能盖棺定论的。现在，距离海子辞世已整整20年了。我可以负责地说，海子的诗歌是一种极其高级的文学类型。海子更看重他的长诗，把他的那些抒情短诗看成是长诗写作间歇的小品，一种片段。这一点，我和他不同，我的看法是，海子的长诗其实反倒是他的抒情短诗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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