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淮，男，创作一级。一九三九年生于江苏淮安，江苏丹徒 人。中共党员。一九六四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江苏省作家协会《钟山》副主编、执行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一九七四年《钟山》文学丛刊创办时即参与编辑工作，先后编辑有评论、小说、话剧、报告文学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所责编的中篇小说《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和话剧《秦王李世民》等曾获全国优秀作品奖，所撰写的评论及散文随笔曾获省市级优秀作品奖。此外还撰写、创作有近百万字的评论、散文随笔以及有关编辑修养方面的文章。并先后出版《艰难的寻找》、《新时期小说读解》（合作）、《编余丛谈》等。二○○○年获江苏省紫金山文学编辑奖，同年获江苏省优秀出版工作者称号，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长期以来，我的主导职业是文学编辑，批评只是我编余的一种个人爱好，或是主导职业的一种辅助。我一直以为，充其量我只是一个编辑型的批评家，或批评工作者。我的批评之路是与我的编辑生涯密不可分的。而我所编辑的期刊，又与新时期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如影随形地紧贴在一起。回顾我的批评之路，也就必然地联系着文学期刊成长的历史，呈现出文学潮汐变动的周期。几十年来，我在文学世界里徜徉游弋，我随文学思潮变动潮汐一道沉浮漂移，品尝过期刊编辑的苦与乐，文学评论工作的艰辛与乐趣，当然也目睹、经历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衍化历程，以至如今年近七旬，退休在家，那些有关新时期文学演进过程中的重大事件，甚或吉光片羽，都会不时地浮现于眼前，让人难以忘怀。
就像许多文学工作者一样，我的文学之路也是从青少年时期的文学之梦开始的。之后，又延续在中学的图书馆里，大学的求学之途上。一九六四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工作的时候，我曾满怀憧憬地要做一名从事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学者，尤其是在国家级研究机构里，见到了许多钦慕已久的一流学者的时候，更是增进了我的这种学者梦想。然而，在文学所盘桓了十年之久，经历了“四清”运动、“文革”动荡岁月和“五七”干校生活之后，我似乎这才发现，就像某位哲人所说，你本想走进一间房屋，到头来却因世事蹉跎，阴错阳差地走错了另一号房间。学者之梦终于再次落空，文学之梦也似乎渐行渐远，待到年近七旬之后，检视自己走过的道路，忽而发现，历史虽未能让我成为一名有成就的学者，倒成就了一个职业编辑家和业余的批评家。
尽管如此，我仍以为，回顾我的文学之梦、编辑生涯及与之相随的批评活动，依旧可以从另一角度烛照出一个文学工作者的心路历程，呈现出某个历史时期的文学风采。虽然，我知道，限于种种主客观条件，在文学批评道路上，我不可能飞得更高更远，但自信的是，我的编辑生涯与批评活动，除了浸润着个人的情感，却也明显地烙有那个时代的印痕。因而，回忆我的文学之路，尤其是编辑生涯与批评之路，不管是欢乐记忆，还是痛苦反思，也便不是毫无意义的事情，虽然，自打退休之后，我在家里已常被家人视为爱唠叨的老头，但对外对世人，我从来就不是饶舌的老人。
一 青少年时期的文学之梦
乡场上的文学启蒙
对于许多作家、评论家而言，或许年轻时都曾做过文学之梦。而我的文学之梦似乎又特别漫长艰难。它几乎贯穿我整个的青少年时期，以至直到而立之年，我仍然没有把梦想变为现实。
首先在我幼小心田播下文学种子的，不是我的父母和外婆。地点也不是在学校的课堂之上，而是在家乡的打谷场和纳凉聚会上。我自幼生长在江南水乡的贫穷家庭里，父亲读过几年私塾，母亲是个文盲，打从我记事起并不记得家里有过什么文学书籍，或是父母、外婆给过我多少文学熏陶，惟一让我忆起的倒是，大我几岁的青少年伙伴庄保，还有一位私塾先生在乡场上纳凉时所讲的种种传奇故事。
庄保是与我同住在一座徐姓宅院里的远房堂叔。他虽只比我大五六岁，但白皙的脸庞和瘦弱的身板依旧难掩他浑身的活力与灵气。嬉戏疯跑中谁也追不上他的脚步。每逢春节来临之际，唱麒麟演戏更是少不了他。在我的童年记忆中，保留最深的印象，则是他说故事时眉飞色舞、伶牙俐齿的形象。正是在他口述中，我才知晓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的传奇故事，才领略到“说唐”和“隋唐演义”中有关程咬金、秦叔宝等人的精彩片段。这些历史故事连同它的传播者就像一粒粒文学的种子播入我童年的心田之中，在我的人生旅途上，一遇适宜的条件，便会生根发芽，长出文学的幼苗。
对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孩子来说，接触文学往往不可能从经典作品切入，更多的倒是从听讲传奇故事中汲取营养。而夏日的纳凉聚会便常常是听故事的最佳时机。四十年代的农村夏日，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也没有多少文学书籍可供消遣。有的则是晚间聚会和纳凉晚会上的闲话。而每当此时，村里的私塾先生便充当闲话主角。村里没有小学，于是，这位满脸落腮胡子的私塾先生只好一边教书，一边种田。闲暇时，他更喜欢向村民向学生说“三国”讲“水浒”，重述“聊斋”的鬼怪故事。从此，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宋江、李逵、武松、林冲的英雄传奇，还有各类形形色色的鬼怪故事，便在我少年的心田里扎下根苗，引起我强烈的兴致。正是从乡场上获得的这种文学启蒙与文学爱好，将伴随我步入人生的新的阶段，引导我飞向更高更远的文学天空。
课堂内外的文学阅读
一九四九年刚解放，我带着家乡乡场上的文学梦想，来到南京。学校课堂内外的文学阅读为我打开了崭新的文学世界。文学阅读与文学爱好，让我在朦胧之间初步确定了未来的专业方向，甚至是终身职业。
在我的印象中，即使是五十年代读小学阶段，在我的简陋的居住屋里，依然没有一本文学名著和经典故事，我的阅读范围和渠道除了课本，无非只有两条：一是租借连环画、小人书，二是随父亲到废旧书报摊子去翻检可供阅读的旧书报。正是借助于这两个渠道，我读到一些像《七侠五义》、《施公案》一类的武侠小说，读到《北雁南飞》（张恨水）一类的言情小说。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津津有味地读着这些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不知不觉地沉浸到大侠关胜、飞镖黄天霸的生活世界里去了。时间既久，我不仅崇拜那些武艺超群济公好义的武侠人物，而且也逐渐向往、迷恋起创造这些英雄人物的作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作家也像武侠一样，充满了神秘之感。
一九五三年夏，我考入南京四中。在那里我首次感受到文学的熏陶和感染力量。刚进初中，四中高中学生卉放（许靖江）即在有全国影响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首著名的长诗《亲爱的朋友》，直至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记得诗歌开头那火热的诗句：“亲爱的朋友，你想一想”，接着用一系列“也许”铺陈出解放初期青年学子的宏大理想。这首诗歌后来即被选入中学生语文课本，在青年学生中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其后，四中的学生中涌现出赵恺那样的著名诗人，苏叶那样的散文作家，还有王德安、文丙等作家，或许都与卉放的那首诗不无关系。而我尽管从来未发表诗歌，却分明从中感受到某种文学的感染力量。
其后的文学熏陶来自语文课上一位语
校友的文学创作与老师的诗歌朗诵，无疑增进了我的文学兴致和爱好。于是，阅读文学书刊便成了我整个中学阶段头等的业余爱好。先是利用图书课代表的有利身份，到校图书馆借阅各种文学书籍，记得那段时日里，借阅最多的是中外古今的民间故事和武侠小说。再后，到高中时就把阅读兴致转移到报刊杂志所载的最新作品中去。好像正是利用这种方式，我在图书馆资料室里最先读到了《红日》、《青春之歌》等优秀长篇小说。而记得最清晰的则是，一九五八年前后，每天下午课余时间，我已顾不上去打乒乓球、踢足球，而是急切地跑到资料室抢到那本心爱的期刊《收获》杂志。原来，这本杂志正连载着一部我十分喜爱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那时节，书中的主人公杨晓冬与金环、银环姐妹的传奇抗日故事与缠绵的恋情，正如痴如醉地吸引着我年轻的心灵。
多年的文学启蒙与文学阅读，帮助我平安地度过了青春的烦恼，挺过了生活的艰辛，又为我心中埋下的文学种子施肥浇水，使我在不知不觉间竟也萌生了些许写作的冲动，创作的愿望。对于中学生来说，这种启蒙与阅读首先给我的帮助便是，再也不会把上语文课、写作文当作难以完成的苦差事，相反倒乐于上语文课，喜欢写作文。这感觉委实让人难以忘怀，以至时光流逝了五十年，我仍能依稀记得，一次高中的语文课上，
从此之后，我似乎从中悟出了一些什么道理，课余之时，或是寒暑假里，总喜欢到校图书馆或是区文化馆去读书看报，稍有感悟便会随意涂抹几句，虽未敢投寄报刊，却也自得其乐，乐在其中。当时，我并不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可在一九五九年夏，我高中毕业选择高校专业时，却不知不觉地把我引向了中国文学专业，并最终决定了我今后的终身职业和生活道路。
饥馑年代读书乐
一九五九年夏，我考取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在五十年代，穷人家的孩子读不读大学，读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似乎并不那么要紧，家长也不会给予过多的关注。我之所以选择中文系，理由很简单：学中文比较轻松，我喜欢读书的感觉。不过，朦胧之间好像也有一种潜意识在牵动着我不太成形的思绪：为了实现我的文学之梦，十分向往较为系统的学习与训练的机会。虽然，当时我还不太明白，没有这种学习与训练，便很难在文学道路上飞得更高走得更远；没有这种学习与训练，便不可能在文学批评的旅途上顺利前行，但我却能朦胧地意识到文学与读书，还有那神秘的写作与作家，毕竟是我十分感兴趣的事情。
在中文系设置的课程里，我通过“中国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洞悉了中国文学的演变及其规律，借助于“文学概论”、“语言学概论”领悟了有关文学的起源、性质、作用等基本原理，还有关于作家与作品的专题讲座，也让我对作家的个性、风格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和印象，然而，我更喜欢沉浸到对中外古今文学经典的阅读快感中，徜徉在或优美、或深沉，或高昂激越、或低徊跌宕的文学情境之中。唐诗宋词的优美文辞，丰澹意境，《三国演义》的智慧谋略，《水浒传》的英雄传奇，《红楼梦》将爱情、世情、人情熔铸于家族兴衰的图画之中，还有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等文学大师所创造的艺术形象，都深深地吸引、打动着我年轻的心灵和情感，也为我将来所从事的文学工作积聚了必要的知识与修养。
南京大学中文系是历史悠久、名师荟萃的系科。在中文系各位授业教师中，我聆听过
我的大学时代正逢六十年代初全国大饥馑之际。强烈的读书愿望与强烈的饥饿感常常结伴同行，可谓构成了六十年代大学生的时代特色。那段时日里，一向盛行的政治运动已然逐渐淡化，参加集体体力劳动也已逐渐减少，记得那时的学校忽然流传出一个口号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要搁在五十年代，不管是一九五七年，还是一九五八年，抑或是“文革”之中，这口号不挨批才怪，可在当时这一口号却公然流布于校园之内，并未见批评之声。可见，在饥饿感急剧袭来时，政治意识也并非恒古万能，左右一切的。
置身于那个全国大饥馑时代，我与同学一道经受着读书与意志的考验。在饥饿难熬的情况下，我曾不止一次地见到，有的同学手脚不干净，还有的同学逃学回家另谋出路。我却常常要为早晨的一块烧饼，晚间的一碗面条，或一个油球而迟疑犯难。每月一张的糕点票恨不能掰成两张票来用；每当晚自习结束，饥肠辘辘难以入睡之际，只能冲上一碗酱油汤聊以充饥。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坚持读着一本本中外古今的文学经典。五年大学期间，我可以不买一双皮鞋、一件的确良衬衫（当时系稀罕之物），却仍然咬牙买下了《中国古代文论选》、《唐诗一百首》、《宋词选注》等经典书籍。以至事过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可以无憾地说，正是有了这些文学经典的陪伴，我才平安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大学期间，我曾写过一篇学雷锋的随笔，发表之后获得不到十元的稿费，虽然这算不了什么，但毕竟也是我写作的尝试。记得那天我买了一包“东海”牌香烟，分请同室同学享用，以表达我发表处女作之后的高兴之情。
十年一觉“文革”梦
一九六四年八月下旬，我满怀信心地告别了生活了十多年的南京，乘车来到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报到。我原以为，只要勤于读书，精于研习，长此以往，持之以恒，我终究会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学者和批评家的。谁料想，自打我跨入文学所大门之日起，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几无静心读书的时日——从“四清”运动，到“文革”风暴，再被抛入“五七”干校，耗时长达近十年之久，到头来，我除了在运动中写了不少思想改造的总结材料，在“文革”中写了许多大字报外，连一篇像样的文章也未能发表，只落了个“十年一觉‘文革’梦，梦醒时分已惘然”的沉重叹息。直到时光流逝了四十多年之后，我才有机会在《那时，我们还年轻》一篇回忆录中，记载下我的“文革”经历，表达了我内心的无尽遗憾。
作为六十年代中文系的学生，来到文学所之前，我即知道，文学所拥有一批闻名国内外的文学专家和大师级学者。而所长何其芳更是慕名已久的诗人和评论家。早在中学读书时，在语文课本上就读过他的诗句：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多么芬芳，哪儿有生活，哪儿就有快乐和宝藏。之后，又读过他为《红楼梦》所作的序言。那美丽的文辞，丰富的想象，曾令许多年轻的学子们何等钦慕和神往。一九六四年九月初，在一次文学所六号楼召开的全所人员大会上，正是所长何其芳把我等十二位刚从全国各重点高校分配来的大学生介绍给文学所里的各位同人，而我们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有幸首次一睹了许多慕名已久的专家、学者的风采。
与大师初识的所务大会如今已时过四十多年，可当时的情景依然清晰可见。出现在我眼前的何其芳的形象，实在与他的名字和诗歌大相径庭：矮胖的五短身材，满口的四川口音，硕大的脑袋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讲起话来，语音急促简短，却显出分外的亲切与平和。俞平伯则俨然一副冬烘先生的模样，身材矮小精瘦，穿着一身浅色的中式褂裤，上衣对襟钮扣，下身裤脚宽大。这身打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老知识分子中，也甚为少见。与俞一样显得“异类”的是，
在“文革”前的文科大学生的眼中，何其芳、钱钟书、俞平伯这样大师级的学者，还有时任古典文学研究室主任余冠英、理论室主任蔡仪、现代室主任唐弢、当代室主任朱寨，以及“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原都是声名显赫的学者，是令人钦慕与尊崇的专家，可随后不久，一到“文革”风暴袭来，立马就变成了受到冲击的“走资派”、“反动权威”，甚至是“黑帮分子”，遭受到无穷尽的批、斗和人格侮辱，甚至没顶之灾。记得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批斗黑帮高潮到来时，在贴满大字报的学部大院内，时常有一支被游街示众的“黑帮”队伍，戴着高帽子敲锣打头的，便是所长何其芳，追随其后的则往往是戴着各种奇形怪状纸帽子，挂着或重或轻木（纸）牌子的学术权威，当然，钱钟书、俞平伯和陈翔鹤等人也都无一例外地位列其中。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中，我与一帮年轻学子也大都被极左的“革命”口号和时髦的激进理论所蛊惑所欺骗，也与“文革”一道随风飘荡、沉浮。待到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摔死在温都尔罕之后，我们这才发现和醒悟到，原来，我们亲手打倒了一批昔日值得尊崇的专家、学者和学术大师，我们自己却什么也不是，到头来，就像运动初期那些造反派头头一样，我们中的一些人也难免从革命动力沦为了革命对象。我们一旦失去了分析、判断是非的能力，用别人的头脑代替自己的头脑，我们便难免被欺骗、被蛊惑或被愚弄。一九七二年前后，随着“文革”战火的逐渐熄灭，我与一些青年学子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便不由地陷入到一种无名的精神困惑之中。那时节，在文学所流行的打家具之风，说到底，不过是这种苦恼情绪的宣泄形式而已。
十年的“文革”经历，就像是一场梦魇。十年来，我们这些年轻学子空抛了许多宝贵时光，终年累月地沉湎于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我的文学之船尚未启航便被迫搁浅了，我心目中的文学大厦依旧只是空中楼阁。我昔日的文学之梦仍然虚无飘渺。然而，即便如此，我仍相信，我心中的文学之梦并未完全破灭，我心中的文学之火并未完全熄灭。只要一旦有了适宜的生存条件，这火种就会复燃，这梦想就能实现。
十年的“文革”风暴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极大的灾难，也几乎打碎了我的文学梦想。但我知道，对于文学工作者而言，“文革”灾难也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启迪了我的文学理想。古人云“蚌病成珠”、“磨难也是财富”，对于文学来说，尤有一定道理。这情形，或许犹如一批右派作家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人生磨难之后，一逢新时期的阳光雨露，便会焕发出另一轮创作高峰一样。诚然，十年“文革”经历，确曾带给我许多苦恼和困惑，浪费了我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时光，但也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开启了我的文学观念，让我重新思索政治与文学的对应关系，重新追寻文学的基本原理。从而为未来新时期政治观念与文学观念的解放，找到了新的坐标，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武器。就此而言，或可说，“文革”擦亮了我的眼睛，打碎了个人迷信对人的思想禁锢，有利于思想解放运动的诞生，只是，这代价无论是对国家还是我个人，都未免过于沉重了些。
一九七四年底，我终于意识到，我需要重新校正、寻找新的人生航向，为文学梦想的重建创造必要的条件。半是因为家事所累，半是厌倦了文学所的无所事事，我终于作出了调回江苏工作，重寻文学之路的决定。
尽管“文革”十年我未能写出一篇像样的作品，未能发表一篇批评文章，但文学所的一些良好的学术氛围，尤其是在文学观念、学术思想直至批评方法方面，依旧对我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在文学所十年里，我曾多次聆听过何其芳等学术大师所倡导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乃是尽可能掌握、占有第一手资料的说法，又见识过
一九七二年七八月间，在干校煎熬了两年又八个月之后，我们所在的学部文学所全体人员再次回到北京建内五号文学所原办公处所，临长安街的办公室仍然默立在那里，而我等单身汉却失去了原先在建外的宿舍，只好权且栖身于办公室内。当时，清查“五?一六”之案已经停摆，实在难以查得下去，业务工作又无法开展。无奈之下，我与居住在所内的一些不太安分的青壮年知识分子，除了热衷于清谈之外，便将兴趣与精力转移到打家具和从事体育锻炼上去。一时间，学部大院尤其是文学所内，竟然出现了一道奇异景观：打家具成风，体育锻炼形成热潮。这段日子着实让人难以忘怀，时过三十多年后，我曾在一篇忆旧文章中写道：
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里，那些拿笔和纸的手，现在却操起锯子、刨子、凿子、榔头，那习惯于读书认字的眼睛，如今却用来瞄着木板、木料的准线，那些惯于思索的头脑，如今却用来对付线与线的连接，眼与眼的对榫。而那积聚已久的精力、心绪则通通移到、化解到一块块木板、一段段木料之上。于是，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慢慢地化作了一件件漂亮的木器。
虽然，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我们仍然会议论时政、传递信息、分析局势走向，但从内心深处依旧会不时地涌上一股股千般遗憾万般无奈的情绪，尤其是二十年后，当我读到《顾准寻思录》一书，了解了
二 我与《钟山》一道成长
加盟《钟山》之前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下旬，正是秋风萧瑟树叶飘零之时，我带着十年“文革”一事无成的无奈与遗憾，带着告别京都的落寞与伤感，离开北京，回到阔别已久的南京。离京之时，许志英、王保生和何文轩、王信、杨世伟等一帮“文革”战友赠与我一本精致的日记本，财务科的张恭勤大姐听说我喜欢吃锅贴，而南京又无平底锅卖，还特地把家里的平底锅也送给了我。朋友们的送别之情，让我充分体会到十年战友的情义，使我不由地想起了李白的诗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我离开了首都和朋友，却离开不了我的文学之梦，更割舍不下我今后的文学道路。一九七四年底，在心灰意冷中我请求调回南京工作，本想回到母校教书育人，却不料人事局把我的档案交到刚刚恢复的省出版局。报到那天，当局长征询我意见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学编辑这个行当，并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作家、学者都没有当成，却从一而终成了职业的文学编辑，直到三十年后办理退休手续告老还乡。
我的文学之梦从参与《钟山》编辑工作开始，我的批评之路亦起步于期刊创办之时。从一九七九年《钟山》正式创办时加盟《钟山》，到二○○三年正式退休，我在期刊供职近二十五年，期间参与策划、确定办刊方向与宗旨，创办各种有特色的文学专栏，举办各类文学活动和学术研讨会，组建老中青作家队伍和编辑队伍。可以说，我与《钟山》同呼吸共命运，一道分享过荣誉，也为《钟山》写过难以避免又让人头疼的检讨。我有过成功喜悦，也有过遭受挫折的苦恼。我与《钟山》结伴而行，我与期刊一道飞。我更向往着通过《钟山》走上批评之路，实现我的文学梦想。
我知道我的向往并非空穴来风的幻想。回顾中国文学史，编辑兼顾创作之例，实在可谓多矣。鲁迅、茅盾、林语堂、叶圣陶、巴金、胡风等人皆有过这样的经历。应当说，作家兼编辑，编辑兼作家，这大约是职业的需要，亦应视为职业之特点。我固不敢与以上前辈相比，但从内心里，我却是十分乐意以他们为榜样，愿意追随他们的足迹，做一个以文学编辑为主业，编余也结合编辑工作，适当地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活动，并最终把《钟山》办成一本一流文学期刊的。
论说起来，从“文革”末期开始，我的编辑生涯并不是一路顺畅的。一九七五年前后，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工作不久，曾先后接手两部长篇小说的编辑任务：《战火催春》（孙家玉）、《我们这一代》（卢群）。前者是一部反映抗美援朝题材的作品，后者则直接表现的是，农场知青扎根农村的当代故事。一九七五年前后，正是“四人帮”炙手可热，极左思潮盛行之际，这两部长篇的写作与编辑，都曾接受过出版局领导的指导性意见，均明显地表现出“文革”的痕迹与局限，这当是勿庸置疑的。也许这两部长篇小说本身，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上，并无多少值得评说之处，但在我个人的编辑生涯，甚至是江苏新时期文学史上，却有着值得一说之处。
作为恢复于“文革”后期的一家省级出版单位，江苏人民出版社从编辑人员组成，编辑思路，出版方针，大体仍沿袭着“文革”前惯有的路数，其中自然也不乏“文革”的某些影响。首先是仍旧把出版社的任务看作是党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为政治服务，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便是不容置疑的既定宗旨，而从局长（社长）到各编辑室头头，直至编辑室工作人员，也大都是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员。在文艺编辑工作方面，则从选审稿件到编辑方式，皆采用群众审稿学习班集体审读的方法，所选稿件的作者也大都是业余作者。一旦确定了重点稿件后，便往往采用“作者出生活，领导出思想，专家出技巧”的三结合改稿班子，以流行一时的“三突出”的创作方法来编辑出版文学作品。
我参与编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战火催春》亦大体经历着这一编辑流程。作家孙家玉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战斗中还受过伤，战后曾读过兰州大学中文系。创作书稿时，作者正担任着南通地区文化局的头头，论说起来，他已有一定的生活积累和相当的文字能力，可当时的文艺室领导却仍让我与南通的两位小有名气的批评家周溶泉、徐应佩一道组成编辑班子，帮助作者修改定稿这部作品。
一九七五年的夏季，我们三人住在后宰门团校里，冒着炎热高温，帮助孙家玉出谋划策，修改定稿。当然，出过一些好主意，也出过一些不切实际的歪点子。记得那年夏季，恰逢批林批孔批《水浒》之风兴起，周、徐两位便利用编长篇的余暇，选了两个题目，写了两篇批《水浒》的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因我也曾参与讨论与修改，竟把我也署名其中，一时间弄得我不免好生惭愧。但在我的内心里，却一直未把这两篇文章看作是我的批评之路的开始。
在极左思潮肆虐的“文革”中，不管作者多么有才华，编辑水平有多高明，只怕都是难以产生好作品的。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完成长篇《战火催春》之后，我即准备接手另一部长篇《我们这一代》的编辑工作。后因“普及大寨县”运动风起云涌，我旋即被抽调到工作队下乡一年而作罢。在苏北灌云县普及大寨县工作队期间，我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的险境（地震那日半夜之际，工作队睡在大队部被震醒，随后一段时日便都露宿田野），我又与工作队员在乡间一道分享“四人帮”垮台的喜讯。直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前后，我才真正结束了平生十多年的运动生涯，回到编辑业务工作中来。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我本想从此结束政治运动的羁绊与裹胁，好好坐下来读读书补补课，切切实实编几本好书，写几篇自己想写的文章。却不料想，一九七七年前后，在省里发动的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里，我又赶上了这场政治运动的余波，而话题的由头还是与那本我未及参与编辑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直接有关。
《我们这一代》原是一部描述知青扎根农场闹革命的长篇小说。后来，在相关部门的某些负责人或直接或间接的暗示下，在流行一时的“走资派还在走”思潮的影响下（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省委书记曾在省里一次关于文学创作的会议上亲口说过：“我就是走资派吆！”），遂把作品引导为直接描述“文革”题材，力图展现“文革”中两条路线斗争的长篇小说，强化了走资派的斗争及“文革”意识。作者原是苏北农场的知识青年，创作初稿时，本无这段鲜明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意识。很明显，正是社会流行思潮和某些人的引导和炒作，才使作品出现如此严重的政治错误的。
我原以为，围绕《我们这一代》的前前后后、是是非非，我是十分清楚的，我同作者和责编也是熟识的朋友，令人意料之外的是，一九七七年揭批“四人帮”罪行时，某些人竟把这部小说当作阴谋文艺的代表来严加批判，竟把批这部小说当作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来打。于是，在出版社放下业务工作，集中精力，连续召开对《我们这一代》的批判会，并在省内报刊传媒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还要作者与责编不断地写检讨自我批判。与此同时，则对曾经大力鼓吹走资派理论，提倡写走资派的某些领导人倒是不声不吭，鲜有人提及。
这时，在文学所的十年经历，尤其是见识过各类形形色色政治骗子的经验教训，还有我的率真个性，让我对发生在眼前的这场政治风雨有了自己的认识与判断，并在一定范围内对来自上面的错误批判做了力所能及的抵制。我再也不愿意昧着良心参与到对《我们这一代》小说的批判浪潮中去，出版社和文学编辑室某些领导让我写批判文章，我坚持不写；逼我写，我却以认识不够，无法跟上批判调门加以拒绝。最后，我只能把编辑室的讨论意见汇总上交，根本不愿署上自己的名字。以至事过三十多年之后，如今来回忆这段时光时，我仍要庆幸，在错综复杂的政治风浪中，我总算有了自己的头脑和判断能力，再也不愿做观潮和跟风派了。为此，我时常要感谢在北京经历风雨见世面的那段不寻常的日子。我乐于告别那些无休无止的跟风批判，学会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头脑，来观察、评判各种复杂的文艺现象。闻风而动，见风使舵的风气，实为我所不耻不取。应当说，这番经历和见识，已为我投入即将参与创办的文学期刊，甚至为我今后要走的批评之路，提供了必要和足够的思想准备。
我与《钟山》一同起飞
参与编辑长篇小说《战火催春》的经历，使我明白了文艺编辑工作的一般流程，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遭到不公正批判的过程，又让我领略了编辑工作的凶险。而真正让我体味到期刊编辑工作酸甜苦辣的，当是与《钟山》期刊结伴而行，一道起飞之后。我未来的批评之路更是生于斯长于斯，几乎是与期刊同呼吸共命运，与期刊一道成长的。
创办于一九七九年的《钟山》杂志几乎是与新时期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同生共长的。早在一九七八年二月中共中央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可谓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为文艺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钟山》杂志正是呼吸着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新鲜空气，享受着思想解放的阳光雨露，并与之共同生长的文学期刊之一。《钟山》之前，全国只有两家大型文学期刊：一是创办于一九五八年的《收获》（上海），一是刚刚创办的《十月》杂志（北京）。依照“文革”前的惯例，省级地方出版社根本不可能考虑到创办面向全国的大型文学期刊，更不敢提出争创全国一流品牌期刊的响亮口号。如今正是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勇于开拓的潮流的影响下，一向小心谨慎的江苏人民出版社，才敢于依据人文荟萃、经济发达的有利条件，继《十月》之后，于一九七八年先试行以书代刊，然后终于在一九七九年正式创办大型文学期刊《钟山》杂志的。并最终经过几茬编辑人员、几任主编近二十多年的努力，才把《钟山》办成全国一流的品牌期刊。而一九九九年十月，《钟山》被评为“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和国家期刊方阵双百期刊，还有历次在全国性作品评奖中有多篇作品荣获大奖，均可视为重要的标志。
先前，我在文学之梦中，失去了当作家和评论家的宝贵机会，如今我终于把自己的文学之梦编织进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里，在《钟山》所铸就的巨大文学空间里，继续做着我的作家之梦，或可以说在别人的文学世界里，借助于编辑与批评，寄寓我的文学之梦。从此，我就把自己的文学之梦与期刊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我的文学之梦融化在期刊的每一次组稿活动、每一次文学笔会、每一位作家、每一篇作品中，甚至每一次应对来自上面不尽合理的批评、每一篇为刊物所写的未必发自内心的书面检讨中。以至中国的期刊主编或办刊人往往都不免有这样感叹：不仅要殚精竭虑学会办刊，还得要学会写检讨，学会打“擦边球”、“走钢丝”的本领。就我的记忆所及，就曾有因《南疆散记》（王英琦）、《留学生楼》（孙晋）而被上面点名写检讨的痛苦经历。我别无选择地把办好《钟山》，创办一流期刊当作是自己的头等大事，我与《钟山》一道起飞共同成长，再也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了。我始终期望着，只要一心执著于文学编辑事业并倾注全部的心血与智力，便有可能有机会，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夙愿与梦想。而为了实现这一夙愿与梦想，我与编辑部同仁们时刻都在谋划着《钟山》的未来，并寻找着各种实施办法。
开启笔会之先
当我和编辑同仁们意欲把省级期刊打造成国家级品牌名刊的时候，我们深知，今后不仅要付出全部的血汗与智慧，而且要拿出实施这一宏图的措施与计划。从现代文学史上成功的办刊经验看，要创办一流的文学期刊，便需组建一流的作家队伍，作为省级地方刊物尤当如此。而团结、联络一流的作家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借助举办文学笔会，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和办刊宗旨，以增进与作家们的情谊，首先从广交朋友入手。再从一九七九年的政治形势看，也为举办这类开放性笔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与氛围。原来文坛一批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中年作家大都已被改正平反，正在准备积聚力量，迎接另一个创作高峰的到来；一批如巴金、王西彦、吴强、李英儒、陈登科等老作家也正满怀激情地等待重新起飞的良机；而年轻的一代知青作家们更是激情难抑地正在展露自己的创作才华。总之，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时值四届作代会召开不久，政治空气异常活跃，老中青作家们正待展翅高飞大展宏图之际。《钟山》正是在这种开放的背景下，通过举办首届“太湖笔会”，抢得了先机，团结、联络了一大批来自全国的颇有才华的老中青作家，为期刊今后的立足与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坚实的基础。
关于这次“太湖笔会”可兹记录处颇多，现择其要简记于下，也许对新时期文学史和期刊史不无裨益。首先是，笔会的阵容整齐强大。笔会由新近联袂创办的《钟山》、《译林》同时发起举办。应邀与会的，大都是全国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共六十余人。其中有作家王西彦、严辰、邓友梅、刘绍棠、刘真、林斤澜、张弦、程树榛、焦祖尧、艾煊、高晓声、陆文夫、黎汝清等，还有新近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李潮等。另有翻译家戈宝权、巫宁坤、杨岂琛、赵瑞蕻、陈敬咏等也参加了笔会。
其次是，笔会召开于党的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参与笔会的作家和翻译家又大都是经历过政治风浪且思想开放、善于反思的中青年文艺工作者，这样笔会的主旨，也便自然地宣传着贯彻着三中全会的精神，呼应着四届作代会、文代会的会议精神。这次笔会真可谓开得适逢其时，恰逢其地（美丽的太湖之滨），获得与会者的一致好评，也就并不奇怪了。而笔会的最大赢家无疑正是策划这次笔会的《钟山》和《译林》编辑部。
这次太湖笔会给刚刚复苏的文坛吹进了一阵春风，也给许多作家、翻译家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陆文夫曾在一篇短文中表达过这种新鲜感受。继这次太湖笔会之后，《钟山》又先后在南京、镇江、扬州、海南岛等多次举办过文学笔会活动，邀集国内许多著名的老中青作家畅谈文学，参观明星企业，游览人文景观。其中尤可记忆的乃是一九八七年四月与南海舰队联合举办的南海笔会。与会的作家林斤澜、史铁生、高行健、李陀、陈建功、戴晴、韩少功、何立伟均是八十年代最具创作实力、引导文学潮流、风头正劲的作家。笔会期间，在椰林漫步海边纳凉，乘潜艇下海到三亚夜泳，作家与编辑交流读书心得，纵论文学热点，畅谈文学现状，实为人生一大快事，亦可说创造了文学笔会的最佳氛围最高境界。那时，编辑部的年轻编辑苏童、范小天，还有沈乔生、唐炳良、吴秀坤等人轮番抬着坐轮椅的史铁生上下飞机，不惮车船劳顿，帮助这位轮椅作家完成了南海之行的夙愿。以至笔会之后，每每说到南海之行，大家都有一种难以抑止的激情。
除了重点邀请全国实力派作家之外，《钟山》还曾于一九九八年十月与深圳《特区文学》杂志在南京扬州共同举办过一次新生代作家笔会，分别邀请韩东、朱文、鲁羊、李冯、丁天等人与会，随后又在南京举办“新生代作家小说创作研讨会”，与会的青年评论作家有李敬泽、吴义勤、张新颖、施战军、王彬彬、汪政、王干、费振钟等人。这次笔会前后引发的有关“文学断裂现象”的争论曾在文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甚至可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也未不可。原定也是会议发起单位的《小说选刊》，终于选择了临阵退出。作为会议的主持人我是硬着头皮坚持照开不误。但这次会议前后所引发的争执，却让我逐渐明白：在一些中老年作家和某些青年作家之间，关于文学的理解，观点的差异到底有多大，作为办刊人员又该如何面对文学多元化的格局。
举办多年的文学笔会活动，也使我逐渐明白，笔会是直接研讨文学的平台，是沟通作家与编辑的桥梁，也是我步入编辑之路，接触、了解作家，实现文学梦想的开端。我相信，在笔会上建立起的对作家的友谊与理解，必将也有利于我今后所从事的批评活动。
引领文学新潮
一九七九年，当《钟山》刚刚创办时，时任主编的海笑、刘坪同志即已逐渐意识到，要想把一个省级地方刊物办成全国一流期刊，必然要鲜明地打造出刊物的个性特色。起先，我们吸取以往办刊的经验教训，和时下办刊的流行弊端，打出不跟风、不趋时、不媚俗，坚定地办纯文学期刊的旗号，以后经过几年的摸索总结，我与一些年轻的骨干编辑，逐渐确立了《钟山》的办刊特色：引领文学新潮，亮出鲜明的文学旗帜，走一条勇于创新的办刊之路。
这一办刊宗旨、特色的提出与确立，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和空穴来风。它实在是建立在对时代背景的清醒认识和对办刊人员自身条件的深入体察之上的。如前所说，一九七九年前后，中国文坛正从“文革”风暴的羁绊中挣脱出来，迎接我们的乃是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热潮，以及现代派文学思潮的活跃与传播。这为创办个性化的期刊，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而《钟山》的主办人员，从主编到骨干编辑，均是思想较为开放，观念比较新颖，又十分想干一番事业的中青年，和一些文化素质、文学修养俱佳的年轻人。其中，尤其不乏有一定文学才华和创作能力的年轻编辑。这就为组建一支有实力的编辑队伍提供了某种保证。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漠视、忽略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的变化与发展。甚至以为思潮的走向全然是受政治体制所制约、决定的，而忽略外来文化和经济体制的变化所给予思潮的影响。或许正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思潮如同人们总是穿一种格式一种颜色的服装一样，几乎用不着给予特别的关注与留心。在阶级斗争观念盛行之际，人们总是喜欢用一把尺子一种标准去衡量、要求一切作家作品及好坏美丑。主流文学思潮如同流行的政治模式一样恒古不变地占据着统治地位。只有到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时代，终止和废除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后，才使文艺的多元竞争有了一些空间和条件，多元化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格局才有可能出现一线生机。
依我多年从事文学期刊工作的经验，我觉得只有置身于文学出版的前哨——期刊编辑的岗位上，又亲身目睹了新时期文学思潮潮汐变动的状况，你仿佛才能更看清：观察与捕捉，追踪与引领正在流动的文学思潮，对于一个热衷于文学期刊编辑工作的人，是多么重要，多么及时。大约正因如此，《钟山》创办五年之后，一旦文坛出现了多元化生机之时，我与编辑同仁便立即抓住这一契机，在选择稿件、栏目设置和组织文学活动等方面，力图凸现思潮意识，引领文学思潮，以期办出刊物特色。
面对一九八五年前后，文坛出现的以先锋文学为标志的多元化格局，作为一家有主见有目标的文学期刊，《钟山》必须做出自己的观察与判断，选择与倡导，并在这种选择与倡导中，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个性。经过对几年创作状况的跟踪观察和仔细酝酿之后，《钟山》先是腾出一定版面，发表残雪、格非、余华、苏童等人的先锋小说，紧接着一九八八年，编辑部又与《文学评论》杂志联合召开了关于“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并在会议结束时，正式亮出了倡导“新写实小说”的文学旗号，随后于一九八九年在《钟山》刊物上正式举办“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先后推出赵本夫、朱苏进、刘恒、叶兆言、范小青等人的新作，并辟出显著的评论版面，组织评论文章，发表不同意见。一时之间，关于“新写实小说”讨论的报道与争鸣信息，竟流布于国内各家主要报刊传媒之上，引发一场不小的轰动效应。《人民日报》、《文艺报》、《小说评论》、《当代文坛》、《艺术广角》、《作家》、《时代文学》、《上海文论》等报刊都相继发表争鸣文章和评论信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钟山》还与《文学自由谈》联合召开了新写实小说讨论会。
编辑部最早参与策划这一活动的，除了刘坪和我之外，还有范小天、傅晓红，记得一九八九年夏去京组稿征求在京作家意见时，就是我与范小天、傅晓红三人。回宁之后，我与丁帆合作连续写了三篇长文阐述自己观点，表达自己的意见。国内著名评论家洁泯、雷达、吴方、陈骏涛、陈思和、南帆、张韧、陈晓明、季红真、於可训、潘凯雄、贺绍俊、丁永强、董健、黄毓璜、王干、费振钟等人均撰文参与讨论。一九九○年夏，《钟山》杂志在宁举行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授奖会。几乎同时，《文论报》还专版发表了我和丁帆、黄毓璜讨论新写实小说的文章。
事实表明，关于新写实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主要策划人或理论命名，只能是《钟山》杂志社，而不是编辑部之外的某个理论“奠基人”，或某位“策划精英”。为此，我曾写过《追踪?呼应?引导》（《钟山》与新时期文学思潮）对《钟山》倡导“新写实小说”的前因后果、前前后后予以特别澄清。
文学思潮本来就像是川流不息的河流。新时期的文学思潮经历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文化寻根文学及一九八五年前后的先锋文学、一九八八年前后的新写实小说之后，文学的发展逐渐又呈现出某些新的状态，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描述的方便便命名为“新状态文学”。一九九四年四期，《钟山》借改版之机，推出了“新状态文学”的概念。理论阐述文章，系由刚刚借调来编辑部不久的王干起草。不过，这次的文学倡导毕竟好像有些炒作之嫌，文学界虽然也有些争论文章，但从总体上说，亦只能讲是应者寥寥了。其影响和波及度自然远不可与“新写实小说”的争论相比较了。
《钟山》对当代文学思潮的关注与引领，决不止于倡导先锋派文学、“新写实小说”和“新状态文学”，创刊二十多年来，它还应和着追寻着当代文学走向，及时地召开过各种有关文学新话题的学术研讨会，籍以参与、推动文学的健康发展。可以说，自从创办之日起，《钟山》杂志在关注文学思潮的发展方向，重视文学评论工作及理论建设方面，已逐渐形成自己的办刊特色，甚至亦可称作是优良传统。在历届主编的倡导下，《钟山》杂志的办刊人员几乎都明白，《钟山》不仅要发表一流作家的好作品，还要在理论建设和引导文学新潮方面，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二十多年来，《钟山》不仅使自己特设的评论版面一直处于长流水不断线地开办下去，所约请撰稿的评论家又大都是国内最有活力和影响力的评论家，而且，还力图跟踪当代文学最新流向，召开各种学术研讨会。这在当代其他大型文学期刊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论说起来，《钟山》之所以如此注重理论建设和文艺评论，还真与我的经历爱好和参加在北京召开一次青年评论家会议不无关系。我本是科班出身的文学编辑，在文学所所受的文学熏陶自然离不开对文学评论的深切关注。加之，《钟山》创办之初，大约是一九八○年前后，《文艺报》邀请一部分全国活跃的青年评论家开会，适逢我以编辑身份在京组稿，也趁便参加了会议。会上，我惊讶地发现，京沪各有一批崭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如吴亮、程德培及华东师大一些青年评论才俊几乎垄断了会议的话语权。而江苏却只有一位周桐淦与会，自显得十分冷清寂寥，不成阵势。当时，即在我心中升腾起一股不平之气，并产生一种强烈愿望：太欺我江苏无人了！我与《钟山》该为组建江苏评论新军尽心出力了！
于是，那次会后，我即有意识地在省内寻找文学评论的新生力量，并着手策划在省内召开一次青年评论家专题会议。随即就发现扬州已有丁帆在《文学评论》发表过当代作家的评论论文，他所带出的高邮的两位青年才俊王干、费振钟也逐渐展露才华，另有如皋的汪政、晓华，还有泰兴的陆晓声均已发表过关于当代文学的评论文章。之后，南京的赵宪章、宋史军、常州的王某等人，又陆续地进入我们关注的视野。为了展示评论新军阵容，提高评论水平，我遂提议并策划、组织了在高邮召开的青年评论家会议，并多次提供显著版面发表这些评论新人的评论文章。随后还向外推荐他们的评论稿件。经过二、三年的努力，江苏评论新军终于渐成气候，令人刮目相看了。
正是在此基础上，依托这支评论新军，《钟山》又多次邀请国内一流评论家，围绕当代文学思潮流向、作家作品等专题展开学术讨论。例如，一九八八年十月，《钟山》与《文学评论》在无锡太湖举办“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一九九三年三月，《钟山》与北京大学、北京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在京联合召开了“后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一九九四年六月，《钟山》与德国歌德学院在南京联合举办了“一九九四年中国城市文学研讨会”。此外，值得一提的，乃是一九九八年十月，《钟山》原定于与《小说选刊》联合召开一次“新生代作家小说创作”的研讨会，却因会前韩东、朱文等发起“断裂”行动，朱文又在一次长篇小说研讨会上骂了全国评奖中获奖作品是“臭狗屎”云云，最终导致到临会前《小说选刊》愤怒撤出，而只能由《钟山》单独召开。会上，青年作家与评论家虽然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经过努力，总算按计划各自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作为这次会议的策划者、主持者，我终于领略了不少青年作家和评论家的个性与风采，增长了不少见识，但我并不后悔召开了这次会议。
开设特色品牌专栏
如前所说，大凡是具有多年编辑工作经验的人，大约都知道，一流文学期刊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拥有阵容整齐的一流作家，发表一流水平的优秀作品。而要组建一流作家的队伍，发表一流作品，除了杂志需要组织一流的文学活动（笔会和研讨会），不断地引领文学新潮之外，期刊还得创办一流的品牌专栏，吸引作家和读者的关注目光。在这方面，我在长期编辑工作中，曾经有过切身和独特的体验，品尝过地方小刊责任编辑的酸甜苦辣，遭遇过各种令人尴尬的人生处境。
大约是一九八○年前后，《钟山》创办不久，文学界并不知晓《钟山》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地方小刊，我即以编辑身份前往北京组稿。未料，在不辞辛苦向一些名作家登门约稿时，常常遭到一些令人尴尬的“非礼”待遇。记得到王府井附近一位女作家家时，几乎被她
在京组稿的尴尬遭遇，终于让我明白：并非我不卖力，也怪不得作家嫌贫爱富（那时的作家即便是名家，大都也还不会要高价稿费），而实在是因为我和《钟山》都还“人微言轻”，在名家们的心目中，尚缺乏信赖和吸引力。即使是时至今日，对某些名家投稿时的慎重选择，我仍能给予相当的理解：谁愿意把自己的辛劳血汗之作（如同己出的儿女）轻易地交给一家不知名无信任感的地方小刊发表呢？
每一次赴京组稿的尴尬经历都对我是一次刺激一番提醒：怎样才能提高对名作家的吸引力，以及名作家对《钟山》编辑的信誉力呢？《钟山》及其编辑还有多少可供开发的资源呢？渐渐地我不由地想起《钟山》的评论版，和我所熟悉的评论界朋友。由于《钟山》的评论版一直辟出可观的版面用于发表对作家的评论文章，几年下来，《钟山》注重文学评论，本已给文学界留下一定印象，并已逐渐成为区别于其他文学期刊的特色之一，但是，细加思量，却也发现，这些评论文章大都疏离于当前的文学思潮之外，亦未能与当前的创作走向，文学现象紧密贴近，甚至多少有些学院派学究气的味道。作家对这些评论大都并不关注，亦无多少兴趣。于是，结合我去京组稿的体会，又利用我在文学所工作、学习十年之久，熟悉评论界情况的优势，我遂生出一个念头：能否创办一个将创作与评论熔于一炉，同时又为当代文学研究积累些资料，既能吸引作家、评论家眼球，又可供大学文科师生阅读参考的特色专栏呢？
正是在这样背景下，一九八二年我提议在《钟山》开设“作家之窗”专栏，力图将当代名作家、名评论家展示在一个窗口里，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当可读到著名作家的最新作品与创作主张，将可了解到一位当代名评论家对这位作家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同时提供最新最可靠的研究资料（作家小传、作品目录、作家创作谈），以备查考和参阅。
据我所知，一般地说，知名作家总会有一二被视为知音的评论家。而知名评论家也会有他认为值得关注与评论的作家。《钟山》的“作家之窗”专栏把二者集中展示于一窗内的设想，不仅合乎作家、评论家的心愿，而且也为《钟山》向名作家约稿带来极大的方便条件。专栏创办不久，我即顺利地约来了王蒙、刘绍棠、高晓声、宗璞、林斤澜、汪曾祺、刘心武、李国文、冯骥才、张弦、张一弓、王安忆等名作家的新作，而何西来、雷达、谢冕、张炯、张韧、丁帆等评论家也能按约写了颇有分量的作家论。其中，张一弓的中篇《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贾平凹的中篇《商州初录》及张弦、宗璞、李国文等人的短篇都获得了读者的好评，有的还获得了全国优秀作品奖。经过两年的努力，“作家之窗”终于成为一个声誉日隆的品牌专栏，为刊物的质量提高，声誉提升，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之后，国内曾有多家期刊也群起仿效，开辟了一些类似的专栏。对此，《文艺报》等报刊也曾不止一次组织文章予以特别推荐、介绍。作家梅汝凯、批评家汪政都曾撰文予以肯定。
除了成功创办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专栏“作家之窗”外，随后我还提议开设一个短期却不乏特色的专栏“编辑之窗”。如果说，“作家之窗”意在透过窗口看作家和评论家的新作，看当代作家的最新成果，那么，“编辑之窗”则立旨在透过窗口，让作者和读者看期刊编辑的阵容与水平，在作者、读者与编者之间架设一个可以相互信任的平台，增进相互间的友谊与沟通。当然，借助推荐、介绍本刊编辑的机会，无形中也会扩大刊物的影响，争取了更多作者与读者对刊物的信任与支持。
在该专栏展示短篇小说的四位年轻编辑（苏童、范小天、沈乔生、唐炳良）即在当时也属于有创作才华与活力的年轻作家。如今，苏童已成为国内外有相当知名度的专业作家，范小天是成功的影视制片人，沈乔生也是有一定创作成就的专业作家、唐炳良当年的小说即已多次获奖，如今已任《雨花》副主编。一九九○年前后，《钟山》又借调了王干参与编辑工作。可见，当年《钟山》的编辑阵容与素质，也多少显示了《钟山》的自信与实力。受到瞩目的“编辑之窗”只办过一期，原因无他，只因为在此之前，《钟山》就有个不成文的内部规定：本刊不发内部稿。在一些文学期刊的“潜规则”里，流行着发内部稿之风时，我们尤其应当自觉地杜绝此风。
此外，《钟山》以一贯之的评论版不仅以自己的独特专栏和高质量的评论文章，迥然有别于其他文学期刊，而且也以对文学思潮和创作走向的长期跟踪研究，赢得了文学界尤其是当代文学研究者及学者们的特别关注，成为当代文学评论家和众多读者、作家们值得信赖的忠心朋友。
我与我的编辑同仁
在我的近三十年的编辑生涯中，尤其是自己也担任了期刊主编之后，我愈加深切地感到，在当前中国现行体制下，要想当好一流期刊或出版社主编（总编），实在是一桩难上加难的事情。一九九○年前后，我曾在《刘坪与<钟山>》和《期刊主编随想》中诉说过主编之难与主编之苦。按我的理解，一个称职和优秀的主编所面临的首要职责和难处，除了准确地确定期刊宗旨，便是寻找能干、肯干又能合作的编辑班子，组建一支一流的编辑队伍。只有有了一流的编辑队伍，才有可能发现并团结一流的作家队伍，编发一流的好作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办刊背景下，任何一家期刊，企望光靠稿酬的优厚，所处地位的高下，来取得组稿的优势，终究并非良策。作家对责编的情谊和对期刊的认知程度，依旧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一旦市场经济法则界入组稿活动，则又另当别论了。
观之九十年代之前中国当代期刊的编辑部，据我所知，大体有如下两种模式：一是作家协会主办的期刊（如《人民文学》、《收获》）主编大都由著名作家担任，编辑则大多数是业余作者；一是出版社主办的文学期刊，主编主要是由出版社（局）某些领导兼职担任，编辑则大多是科班出身的大学生，或一些行政干部。两者相较各有长短优劣。前者富于创作实践，却常常缺乏必要的理论素养；后者理论文字稍强，却鲜有创作经验。编辑部最佳的组建方案自然是两者交融互补。倘一时不能互补，则需尽量扬长避短。可喜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各编辑部在物色、选择编辑人才的时候，已经注意到编辑部工作的特点，有意识地让业余作者出身的编辑到各类作家班去补充理论知识，又提倡科班出身的年轻编辑编余适当参与创作活动。
就《钟山》编辑部的组建情况看，原先的主编海笑、刘坪均是有长期部队文化工作经验，又有一定业余创作成果的老干部，他们喜爱文学思想解放，在创办期刊开拓局面上有突出的贡献。在确定办刊宗旨、组建编辑班子方面亦有相当的眼力与魄力。或许正因如此，一九八四年《钟山》终于与原先一向小心谨慎求稳怕乱的主办者（江苏人民出版社）分道扬镳，转投入江苏作协门下。
一九八四年，《钟山》离开了管束甚严的出版社，却获得了宝贵的人事权和发稿权。为了刊物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编，我首先提名调进三名年轻编辑：丁帆、苏童、沈乔生。三人均是文科科班出身，且又有一定创作（评论）实践的大学毕业生。后丁因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终未能及时调进而作罢，苏与沈调入后均是《钟山》的得力骨干编辑，现在已成了创作上颇有成就的专业作家。沈、苏二人加上从出版社转来的年轻大学生范小天、吴秀坤、綦立吾，此时的《钟山》编辑部实可谓人才济济实力强劲的编辑部了。后来，又借调了早已在创作上显示成绩的业余作者唐炳良，有较强公关能力和组稿能力的傅晓红，加上一九九○年之后借调的青年评论家王干的加盟。有了这样一支专业素质颇强，又年轻有为的编辑队伍，加上当时在编辑工作中推行的业务学习制度（每周、每月召开业务学习会，交流作家创作动态分析文学思潮走向，探询其他文学期刊的动态），所营造的良好氛围，我不禁时常暗中窃喜：《钟山》展翅起飞的时刻即将来临了！
事实上，《钟山》正是依靠这一老中青的编辑班子，才在五六年内，有能力多次举办文学笔会和学术研讨会，开设诸多特色专栏，引领文学新潮，团结、联络了来自全国的一批实力派作家，发表了大量优秀作品，并旋即在全国性优秀作品评奖中，多次获得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和话剧剧本奖。仅在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评奖中，就有《拂晓前的葬礼》（王兆军，一九八四年）、《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张一弓，一九八四年）两篇获奖。而在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中，更以《桑树坪纪事》（朱小平，一九八五年）、《军歌》（周梅森，一九八六年）独占鳌头。至于屡次获得《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奖项的作者朱苏进、叶兆言、池莉、迟子建、史铁生、邓一光等，就更是《钟山》的重点作者了。
这些获奖名单以及作家阵容，或许已经可以表明，《钟山》正行进在从省级地方刊物向全国影响的一流期刊的路途之上。《钟山》正朝气蓬勃地向着更高的目标努力奋进。
然而，仿佛正应了否极泰来乐极生悲的魔咒一样，一九八七年前后，编辑部内终于出现某些不和谐的声音。未几更是内耗不断，争吵连连。以至到一九九○年前后，我实在无法进行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被迫在省作协常务理事会上公开摊牌。
酿成《钟山》这场内乱与纷争的原因，自然较为复杂。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与此相关的人员大都退休的退休，调离的调离，老主编刘坪最近也已因病去世。我不想在此细述其中诸多的缘由与细节。倘容简而言之，我以为主要是文艺观点的分歧和办刊宗旨的差异认识所致。
为了维持刊物的正常运转，一九九二年前后，我被迫选择暂时离岗退隐回家。至今我还记得那年秋天，在湖南路办公室内，新任主编赵本夫找我谈话时，似乎并未对编辑部的纷争做出清晰判断，只是一个劲儿表示，让我暂时离岗回家，并非犯错误受处分，实在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回家后待遇可一切照旧不变，云云。我与赵原是相交多年的老朋友，如今他当了作协领导和《钟山》主编，我理当体谅他的难处。于是，我在为《钟山》辛苦忙碌了十多年之后，现在终于有了退隐休息的日子。
近三年的退隐生活，毕竟是我人生之途上的一次挫折，也是我编辑生涯中所遭受到的一次打击。但我并不气馁，更不绝望。我为《钟山》受了伤落了难，但我并不后悔。离开了《钟山》，离开了长久相伴的办公室，一时间虽不免时有寂寞难耐无所适从之感，但我毕竟不是离开权利没法活的行政官员，我有书本相伴，我有许多值得信赖的朋友相慰籍，倒也不觉得过分冷静与无聊。何况，我毕竟在北京文学所经历过十年的动荡岁月，又在十多年编辑生涯中结识过不少“右派”作家朋友，他们劫后重生的经历，更让我坚信：只要你自己精神不垮，任谁也整不倒你！
我的性格、我的经历让我只能选择坚强。度过了下岗初期的不适之后，我开始重新筹划、安排自己的生活秩序。每天清早晨光初露时，我便散步到北极阁，沿后山入解放门，再到玄武湖畔，观湖光山色，览风景名胜，在内心逐渐平静下来，我终于暗自决定：我仍要以另一种方式为《钟山》尽心出力，为完成儿时的文学之梦而继续努力。散步归来，除了阅读书报，我即集中精力撰写关于文学编辑修养方面的小书，力图将我在《钟山》十多年的编辑经验及评述、推荐《钟山》上新人新作的短文整理发表，并集结出版，以便为《钟山》也为自己积累一点有益的资料。当然，也想为作者和读者更好地了解《钟山》、走进《钟山》提供些许帮助。一九九二年十月，当这本凝聚了我身处逆境中所写作的小书正式出版时，我除了兴奋，便是对曾经在我困难之际伸出友谊之手的朋友的感激。这些短文的发表，这本小书的出版，多少能向关心我的，还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表明，我还没有垮不会垮，我仍没有放弃为《钟山》的事业而工作着。后来，我曾把这时的心境写在一篇短文里《工作着是美丽的》。我知道，这本小书并没有什么学术分量，但却清晰地表明：我仍在等待着《钟山》的重新召唤。
三 我的批评之路
《钟山》创办于江苏人民出版社，与作协系统风气不同的是，一般出版社都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便是，不提倡、不鼓励编辑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以致在一些出版社里的文学编辑几年不写文章也无妨，一旦写了几篇与编辑职业无关系的文章，便立马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或议论。常会引来“不务正业”、“吃家饭拉野屎”的批评。我在出版社工作十年里，就常听到这样的议论与批评。一些热心于从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人也便不免有所顾忌。
文学固是我所爱，干好编辑亦我所愿。如何把二者结合起来，怎样与《钟山》一道飞共同成长，实现我的文学之梦，实在是摆在我面前的一道难题。我相信，每一个文学爱好者，能否在文学的跑道上起跑腾飞，又能飞得多远多高，终究是个人爱好、人生阅历、性格特点和文学才华、艺术表现能力等各项素质综合融汇的结果。既然，我大学毕业又在生活风浪里扑腾了十多年之后，最终泊定在《钟山》这棵文学之树上，我就要与这棵文学之树一道成长。我的生活经历和职业特点已经决定我的批评之路只能从这里起步，我的批评思路与方向，也不可能像当年在文学所或大学学府那样，作纯学院式的研究。我的批评观注定要受到我的文学观的制约，我的批评实践则往往要与刊物的活动与当前创作的走向紧密相连。
作家作品论：批评的点和线
一九七九年，随着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思潮的到来与勃起，国内一大批“右派”作家再次以崭新的姿态与作品跃入文坛，在八十年代初期可说是当时文坛的一大景观。昔日“探求者”主要成员高晓声、陆文夫和方之都有标志创作新貌的作品问世。其中，高晓声不仅在一九七九年前后就先后发表了《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等六篇小说，而且《“漏斗户”主》就发表在《钟山》上。一向重视评论版的《钟山》编辑部当即想组织一篇关于高晓声近作的评论，无奈一时间找不到合适写稿人选，于是这一评论任务就阴错阳差地落在了我的头上。对我而言，或许这也可算是一种“近水楼台先得月”吧。时间虽紧了些，但我是乐于奋力一搏的。大约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前后，我利用国庆长假和编余时间，终于写完了我的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评论文章。自然，也可算是我作为编辑，第一次在自己参与编辑的期刊上写稿亮相。时年正好四十岁。文章发表后，心中虽有短暂窃喜，但与他人相比，实在又惭愧得很。须知，此时的我已大学毕业十五年矣。是的，一个在文学之梦里浸泡过十年之久的学人，待到他四十岁时方才发表第一篇评论文章，他又怎能高兴得起来？
何况，在我看来，真正意义上的评论，本不该只是一种停留在感觉层面上的即兴表态，它须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表现出对作家心领神会的理解，对作品艺术形象的合理阐释，此外，还要准确地寻找出作品在该作家创作史上，作家在当代文学史上所处的位置。而优秀的评论文章，理应还包含这评论者对生活的感悟，对人性和情感的洞悉，包含着评论者对现实与历史的观察与认识能力。在这篇关于高晓声近作的评论中，我虽力图寻找出高晓声在复出前后的创作特点，描述出高的创作在新时期初期文学史上所处的位置及其独特的贡献，但就总体而言，我知道，距离我所追求的优秀的评论文章仍很遥远。
更能体现我的批评观念与批评方法的，当是关于贵州作家何士光的评论文章：《时代性?人性?个性》（何士光小说纵横谈）。这篇作家论原是应中国作协创研室组织撰写，编辑的第二本当代作家论所约而写的。后来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与丁帆合作）。在写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作家论时，我几乎阅读了何士光当时所有的作品和创作谈，了解了何士光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然后将何士光的创作与贵州的前辈作家蹇先艾，与同时代同辈作家刘心武、高晓声等人做了纵横对比，力图寻找出何士光在新时期熠熠生辉的作家群里，在新时期文学长河中的独特位置。我企望在评论中尽力摆脱当时时髦评论的积习：随意发言，即兴批评。我始终固执地认定：上品的文学批评，应当是一篇美文，也应当是一门学科。
除了撰写较长篇幅的作家论之外，二十几年来，我还根据自己的阅读兴趣和刊物的需要，写过对省内作家艾煊、忆明珠、方之、凤章、宋词、庞瑞垠、徐朝夫等人新作的短评，写过对省外作家方方、池莉、刘醒龙、刘庆邦、赵德发、王泽群等人新作的短评。这些短评虽大都属于“短促突击”，但在我却也是发自内心的由衷之言。如果可以把那些较长篇幅的作家论看作是一种对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线”和“史”的研究，那么，这类文学短评则是一种“点”和“个案”的批评。我所热心追求的，正是在“点”和“线”的研究中，描述出当代文学史的轮廓。
对当代作家的跟踪研究
在作家作品论中，我尤其喜欢关注作家创作过程的蜕变轨迹，寻找作家在求新求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特质。对赵本夫二十多年创作的跟踪观察与研究，尤可见出我的批评兴趣与追求所在。关于赵本夫的创作，我曾先后写过十篇长短不一的评论文章，分别发表在《文学评论》、《小说评论》、《雨花》、《青春》、《北京文学》及《文艺报》等报刊上。
一九八一年，年仅三十三岁的赵本夫在《钟山》发表处女作《卖驴》，旋即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大奖，受到广泛的好评与关注。其后紧接着他又在《雨花》上发表了又一佳作《“狐仙”择偶记》，谁料却遭到《中国青年报》一篇短评的批评，罪名无非是当时颇为流行的“歪曲现实”论。对于当时仍在丰县基层工作的青年作者来说，这种批评无疑是一次严厉的棒喝，给了作者以很大的政治压力。当时出于对青年作者的爱护，出于对曾经喧嚣一时的极左思潮的愤慨，我随即赶写了一篇论辩式的反批评文章《批评家应有的尺度》（也评《“狐仙”择偶记》）从分析女主人公黑嫂形象的美学意义及现实依据入手，最终发出这样强烈的呼吁：是时候了，是应该考虑修正、充实这条狭隘不变的评文标准了！实际上，这篇辩论式的反批评文章，不仅是一篇文艺批评文字，也可说是对极左思潮的一次批判与清算。
从这次反批评之后，赵本夫与《钟山》与我都增进了一层朋友关系。也从此之后，我开始产生对赵本夫小说创作跟踪研究的兴致。我逐渐意识到，对赵本夫创作的个案评论、跟踪研究，也许会有利于新时期文学史或青年作家成长史的探索与研究。于是八五年前后，在赵本夫完成了十三篇小说创作之际，我又写了一篇题为《艰难的寻找》，期望通过对赵本夫已发表的十几篇作品的具体分析，探索他小说创作的思想特色与艺术特色，并鼓励作者在不断寻找与探索的道路上排除干扰勇敢前行。
大凡是在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作家，极少是凝固不变墨守成规的。赵本夫自一九八一年以短篇小说《卖驴》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大奖，鹊起文坛之后，经过不到十年的努力，已先后写出《“狐仙”择偶记》、《斗羊》、《寨堡》、《绝唱》、《枯塘记事》、《祖上的坟》等精彩短篇，和《涸辙》、《白驹》、《走出蓝水河》等中篇，此外还有《刀客与女人》、《混沌世界》两部长篇，可说已成为新时期里一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少数有成就有影响的青年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转载率甚高，被评论界关注的作品已有日渐增多之势。此时研究他十年的创作道路，总结他的创作得失，对于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的积累，或许不无一定的意义。盖因熟悉文学史常识的人都明白，新时期文学史正是由一个个有成就的作家，一篇篇优秀的作品所凝聚汇合而成的。在这篇发表在《文艺评论》一九八七年五期上的评论里，我把赵本夫十年来的创作划分为序幕、新变和高潮到来之前三个章节，分别对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加以解读、评析，力图画出赵本夫小说创作的蜕变轨迹，并时时关注着、呼应着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潮汐变化，在与同时期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中，展开自己的论述，表达我的批评观点和文学观念。
然而，对赵本夫的跟踪观察与研究到此并未结束。随后，十几年来，赵本夫又写了标志着创作新貌的长篇小说两部和一些中短篇小说，我先后又写了几篇评论文章，分别发表在《北京文学》和《小说评论》、《文艺报》上。前者主要谈论的是赵本夫追求与探索过程中的难题与困惑，而后者则着重探讨作者近期创作的新的走向与特质：从农村向城市游走过程的忧心与睿思。我以为，赵本夫在新近创作的关于土地系列的两部长篇《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与短篇《安岗之梦》、《鞋匠与市长》及《天下无贼》、《即将消失的城庄》等作品中，触及了当代最敏感的话题：在农村与城市的碰撞中，在现实与理想的对接中，在传统与哲理的融汇中，在传统与现实的整合中，表现出现代人的精神困惑及作者的忧心与睿思。尤其着力表现的乃是，执着地探索土地与人类文明的历史对应关系，追寻着人类性的共同话题，显示了他的创作正在由初期的简明——中期的混沌——逐渐走向近期的阔大。
宏观的批评：思潮与现象
如果把关于作家作品的评论看作是一种微观的批评，把对作家的跟踪评论看作是一种从点到线的批评，那么，对当代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的评述，便属于一种对正在变动中的文学所作的宏观观照与研究。而这种观照与研究，亦正是《钟山》和我的执着追求与兴致所在。在我的批评文字中，这种宏观的观照与研究占有相当的比重，在我的心目中，更占有相当的分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汪曾祺的关于里下河风俗画小说出现于文坛，当古华的中篇《芙蓉镇》以迷人的风俗画小说轰动文坛，当赵本夫笔下的黄河故道的风俗画小说，李杭育的葛川江文化小说，贾平凹的商州笔记小说风靡于世的时候，我先写了一篇题为《文学风俗画的迷人力量》提出新时期文学风俗画小说的再度崛起应引起文学界的关注。之后，我与丁帆又合作另写了一篇题为《新时期风俗画小说纵横谈》的长文，专门谈论了文学风俗画小说的历史衍变及当今风俗画小说各个流派的特色和优劣，期望通过这些文章，能引起学界对这一文学思潮与现象的思索。
自一九八五年先锋派文学以崭新的姿态与活力在文坛刮起一股强劲的风暴之后，一向平静的文学界顿时出现了风起云涌的多元态势。先是文学蜕变大潮吸引了我关注的目光，之后关于“新写实小说”和“新状态文学”的争论，《钟山》和我均投入极大的热情与笔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文坛的广泛的关注，甚至可说，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熟悉新时期文学流程的人，大约都知道，一九八七年前后的十年里，中国新时期文学曾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文化寻根小说、先锋派文学的明显嬗变过程。与此同时，一些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也在完成着自己的文学蜕变。较为明显的莫如贾平凹与王安忆、赵本夫等人。关于文学嬗变与作家蜕变的现象，我除了写过论述赵本夫蜕变轨迹的论文之外，还写过一篇《贾平凹、王安忆创作蜕变简论》，又与丁帆以通讯方式提出这一议题，而我的合作者丁帆则连续完成论文《论新时期文学精神的蜕变》、《近期小说悲剧观念的蜕变》等论文的写作。这些论文对新时期小说的嬗变情景做了总体描述，也对某些作家的蜕变轨迹与特点做了具体分析。我以为，我们的这些描述、分析与评价，对新时期文学的理论建设和资料积累，当是不无裨益的。
如前所述，一九九○年前后，为了倡导新的文学思潮，《钟山》曾经开设“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打出“新写实文学”的旗号，并举办了授奖活动，这些活动也曾引起文坛不小的波澜。无论是作为一个期刊负责人，还是一个评论工作者，我与我的合作者丁帆都以较大的热情，撰写过几篇论述新写实小说创作思潮的理论文章，分别发表于《文艺研究》和《小说评论》上。其后，又写了两篇从新写实角度评述叶兆言小说的评论文章。还与丁帆、黄毓璜、邵建共同主持了《文论报》以新写实为题的讨论文章。这些文章从中西文化转换、传统与现代的融汇的社会背景上，探讨了新写实小说产生的缘由及其在思潮、精神和技法上的诸种特点。这些阐释新写实小说思潮的文章和倡导新写实文学运动的活动，对于推动新写实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为新时期文学资料的积累，提供了某种方便条件。
新人之朋友 新作之园地
作为一个热心于编刊，又想与期刊一道成长的编辑，在岗在位近三十年来，我除了为一些名作家撰写作家作品论，关注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之外，编余我还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给予了许多新人新作，尤其是与《钟山》有关的青年作家朋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曾为《文学报》写过一篇题为《文学新人的园地，青年作家的朋友》，九十年代初期，我曾为《文艺报》写过两篇题为《不薄名人爱新人》、《文学重镇今何在》的短文，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无论是作为一家文学刊物，还是作为一名业余评论家，我都乐于把眼光瞄准文学新人，给予新人新作以更多的关注与爱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对于一家不知名的地方刊物来说，你要想以实力挤进一流名牌期刊方阵，你就得花相当的人力物力，从发现、扶持、培养文学新人入手，舍得版面多发新人新作，以造就一批文学新军为长远奋斗目标。我一直以为，为打造有才华又有潜力的文学新军作评介宣传，正应是期刊编辑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优秀期刊战略性措施之一。
在我的眼里，那一个个闪露才华的青年作者就像是一株株破土而出充满希望的文学幼苗，那一篇篇富有生活气息和闪光一现的作品，就像是未经雕琢的天然宝玉。作为一名有事业心的编辑，每每读到这样青年作家的作品，你便会顿时产生眼前一亮心中一震的感觉。于是，往往便会像寻宝者发现宝贝一样地激动一阵，甚至奔走相告，争相传阅。而高兴之余，也便很想更多地了解这位青年作者，更快地结识这位作者。而一俟这位青年作者连续发了几篇反响不错的作品，我便会产生向读者向传媒推荐新人新作的冲动。据最近粗略统计，竟发现经我手所写评介、推荐新人新作的短文已有三十多篇。时至今日，每每回忆起当年挑灯熬夜为这些新人新作撰写评介文章时，我仍难以抑止心中的激动与喜悦之情。虽然而今我已是年近七旬满头白发的老翁，但我并不后悔为这些新人新作所耗去的宝贵时光。
对于期刊与编辑来说，发现、扶植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常常是十分困难，且常常有一定风险之事。有时候，新人新作就像是股票市场上的潜力股一样，让你一时难以捉摸。有时候，寻找、发现优秀的新人新作，又像山里寻宝、沙里淘金一样，让人难以看得清爽。不过，执迷于期刊编辑的我仍然怀着极大的兴致，投入到这冒险的事业中去。因为在我看来，联络作家、增进友谊，包括为新人新作做必要的评介宣传，实在是作家与编辑共同成长过程中必经的阶段，也是有远见的期刊编辑发现人才、组织稿件的有效措施。而且这种对新人新作的推荐尤需在他（她）们创作与生活处于困境时，给予适时的“雪中送炭”，而不是成名后的“锦上添花”。
除了对赵本夫创作初期，尤其是《“狐仙”择偶记》遭到不公正批评时，我愤然撰文予以扶持之外，我还与评论家南帆有过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交往。大约是八十年代中期，我收到一篇华东师大中文系研究生对王蒙小说创作的论文。我以为文章论述清晰，文字漂亮，出自一位在读研究生之手实属难能可贵。于是，我亲自写信向王蒙推荐，王随即回信也表示此文是近期评论他作品中的最好评论。于是，我当即决定发表于《钟山》。为了更好地了解作者，我还特地去华东师大看望南帆。那时正是夏日，年轻倜傥的评论才俊南帆就在师大校园食堂里招待我吃了一顿便餐。饭菜简单却相语甚欢。归来不久，我又编发了他另一篇评述刘心武近作的论文，一并受到文学界的好评。其后，每隔一两年我都约他为《钟山》写评论写随笔，而他也都一一应允。直到两年前我已退休在家，忽而在《钟山》上读到南帆写父母的长篇随笔，因有新感，我为之写了一篇书评发在《光明日报》，没几日即收到题签赠我的那本随笔集。可见，编辑与青年作家的友谊，委实是让人难以忘怀的。
在编辑与青年作家的交往中，即使确实是对作者有过切实的帮助，我也往往忌用“培养”一词。我以为，在期刊与作者的对应关系中，从根本上说本应是“双赢互利”的。“培养”一词常会使人想起施恩与被施的主从关系，而忽略友情与互惠的原则。至于说到编辑部对某位作者的扶持、帮助与培养，则恐怕又该另当别论了。这使我想起我与另一位青年作者颜海平的交往。一九八一年，当颜海平的历史剧《秦王李世民》在上海屡遭退稿时，她还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稿件发表之前，作为责编，我曾经去上海拜访作者，在平凉路颜海平的家中见到她时，我不免有些吃惊：如此年轻的女大学生怎能写出这般有分量的大型历史剧？可是，待到在她书香满屋的小书房内，听到她亲口讲述她怎样积累史料臧否人物时，我这才相信，她确实有创作的才能，这剧本就出自她的手笔。当我自信看准了作者的创作才能和潜能时，我当即向主编建议立刻发表此作，并随后在南京召开作品研讨会，邀集在宁的剧作家（陈白尘）评论家（陈辽）发表评论。同时我又亲自为颜海平写了题为《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短文。正是这出历史剧的成功，为颜海平的人生道路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先是她成为上海大学生访日代表团成员，后来，她又留学美国，攻读戏剧博士。待到她前几年归国来宁看望《钟山》的老朋友老编辑之时，她已是美国一所大学的副教授。我和《钟山》老主编刘坪都不由衷心地为她祝福。
我知道，编辑对新人新作的评介往往是一种“短促突击”，并不在意文章的精确性和学术性。它的长处是简洁明快，传递迅捷。它的短处也很明显：感觉未必准确，学理性稍差。但作为编辑，我在职期间仍坚持不懈，乐此不疲地笔耕下去。二十多年，我先后写过对省内青年作家赵本夫、姜滇、周梅森、范小青、叶兆言、苏童、储福金、沈乔生、唐炳良、薛冰、王明皓、叶弥、靳歌、王川、张国擎、张晓平等人新作的短评，也写过对省外作家颜海平、李杭育、刘继明、程青等人新作的短评。虽然，不能说这些短评篇篇都是“雪中送炭”，但令我自信的是，这些短文也大都是我编余时间爬格子爬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对刊物对文学新人的真情流淌。当然，也构成了我作为编辑型批评家的特质之一。
批评家的素质与道德
近些年来，不断地听人议论学者型作家和杂家型编辑的话题。其实，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话题便是，编辑型的批评家。观之当代比较活跃的批评家，除了大学和研究所里的学者，其他则恐怕大都聚集在一些品牌刊物的编辑部里，如《人民文学》的李敬泽，《上海文学》的周介人（已故）、蔡翔（调离）、杨斌华，曾经供职于《钟山》的王干（已调至《中华文学选萃》）、《雨花》费振钟（已调离）、《小说选刊》王愚、李星等。当然，原在《文学评论》供职的何西来、蔡葵、陈骏涛，《文艺报》的阎刚、刘锡诚更是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
长久以来，关于作家、批评家和编辑家的专业素质，本就有各种说法，颇似关于文学也有各种原理与学说一样。在如今崇尚多元化的时代，尤其如此。倘容粗略地说，则我以为，不管是作家、批评家，还是文学编辑家，都需具备的专业素质不外是，对阅读的浓厚兴趣、对生活的感悟能力、对形象的捕捉能力与表达能力。而对作家批评家和编辑的专业素质要求，只不过各有侧重罢了。
尽管，在作家、批评家和编辑之间所存在的这种侧重点对某些人而言已经很难判别（毕竟有个别杰出人物能把三者打通，一身三任，且都很称职），但对求职者和求职单位来说，毕竟还要考虑三者之间在素质与道德上的细微差异。大多数情况下，三者之间并不能随意转换与替代。事实上，在许多编辑部内，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如何处理编创关系的困惑：有人干一辈子编辑却写不了一篇像样的文章（包括创作与批评），也有人身为编辑，却置编辑业务于不管不顾，整日想着自己如何写作，如何交换稿件之事。虽然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但多半反映了这些编辑在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也正说明，关注编辑与批评家的素质和道德培训是多么重要，多么及时。
在我看来，三者之间在素质要求上的细微区别就在于，作家更强调的是，对生活的感悟力、洞察力，对形象和情感的捕捉力、表现力，以及艺术表现能力。批评家注重的是对作家作品的读解能力，以及建立在丰厚学识修养上的理性判断能力和艺术分析能力，而对优秀编辑的素质要求则主要是，对期刊和作家的热情，对作家创作现状、文学走向的了解与认识，还有就是相应的理论素养及文字表达能力。三者之间谁也无法取代谁，只有三者的良好合作，方能开启一个文学的新时代。
与素质修养相关的是批评家的职业道德。记得十几年前，我曾在一篇《编辑的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一文中，把剽窃、受贿、开后门和随意处置他人稿件列为职业编辑的四条训诫。观之如今的批评界现状，我以为同样存在着缺乏职业道德的批评家，存在着一些不良的批评风气。诚然，长期以来，在阶级斗争和文艺为政治服务观念盛行一时的时候，文艺批评早已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而纯粹地沦为一种政治图解和政策宣传。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作家和批评家一样几乎都只能一呼百应地跟着当时的中心运动和流行口号运转，稍有异议，便可能招致压制和打击。在那个时期内，一些作家、批评家既已丧失了人身自由、创作自由，自然也就难于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开展正常的文艺批评了。
幸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三中全会之后，新世纪的到来终于终止了阶级斗争的理论观念，调整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政策，这才为正常的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
截至一九八五年前后，先锋派文学势头倏然突起，文学多元化格局初现，人们这才发觉到各种批评方法与流派的活跃，一批青年批评家的夺人气势。而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市场经济大潮的活跃更为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前景。然而，市场经济毕竟不是万能钥匙，摆脱了高压政治的桎梏之后，某些作家和批评家又在物欲喧嚣金钱第一风尚的冲击下，不免又逐渐迷失了自己，甚至成了物欲和金钱的奴隶。这种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正是批评界出现某些不良倾向不正之风的温床与土壤。
圈子批评红火。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文人相轻、结社抱团的文化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更有了各种文学流派竞相出台的空间，这种稍为宽松舒缓的氛围，既为自由批评创造了一定的外部条件，也为某种圈子批评的红火抬头之势提供了某种方便。虽然，从一定意义上说，圈子批评本身就包含着一定文学流派的意味，但失去分寸的圈子批评的缺失也自是明显不过的：他们只认可圈内作家与作品，对圈外的作家与作品，则往往群起而攻之，甚至不惜采用恶言秽语代替批评说理，用粗暴的谩骂压制打击他人。归根到底，这样的批评自然是不合理不健康的批评方式，更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
骂派批评蜂起。如果可以简单地把批评看作是一种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又把说坏权且看作是一种“骂”，那么，“骂派”批评的存在也便自有它的某种合理性。但这里所说的“骂派”，主要并非指这种“骂”，而是另有所指。这些人批评的矛头所向专指一些正在走红的作家作品开骂，且往往采取只计一点不及其余的策略，用一些极端或刻薄的语言，专说“坏话”，不说好话。我们固不能否认，这些批评者不乏有才华有创见的批评家，也不乏精彩、闪光的见解，但从总体上说，这些由众人所凑合起来的批评集子从筹划到出版，确实是充满了商业炒作的意味，而策划者的宗旨，自然很难是为了发展科学的、良好的文艺批评，而往往倒很像是出于对孔方兄的偏爱。读着这种专事开骂的文章，有时虽也让人产生痛快淋漓的感觉，但有时又不免让人们为某些有才华的青年批评家而扼腕叹息。
在批评界，作为一个主业编辑兼及批评的业余批评家，面对文坛的种种怪现状，或批评界的一些不良倾向，我往往一笑了之，并不深究。二○○三年正式退休之后，更是如此。我知道，即使在位时，我也不是叱诧风云、呼风唤雨的人物，现在更不会说三道四，惹人生厌了。我只能坚守自己为人为文的某些准则。记得退休之后，我曾应约为《批评家的自白》一书撰写过一篇题为《作为桥梁的批评》的文章，在阐述自己的批评观念后，我曾在文末对自己提出自戒：“不做‘吹喇叭’、‘抬轿子’的评论家，不写无聊的吹捧文章，不写趋时媚俗和见风使舵的评论文章。不在文坛拉帮结派，不企望借助打倒别人、抬高自己，充当擂主与大师的角色。”“我相信，小聪明小动作是构筑不了理论大厦的；好的评论文章不应是新名词的堆砌和新观念的炫耀；商业化、市场化不应是评论家整日价赶场子、拿红包，不讲职业道德的借口与理由。”
编辑之余与评论之外
在我近三十年的编辑生涯中，我始终把编辑工作当作我的主业，编余才是评论家，或是编辑型的批评家。三十年来，编余我大约写作、发表了近百万字的作品。在我所写的文字中，除了作家作品评论和文学思潮、文学现象论之外，我还写过一些散文随笔类大约三十多万字。说起起初写这些文字的动因，或许还与我九十年代初那段“下岗”的日子有关。尽管我从文学史上早就知道，鲁迅、茅盾、叶圣陶、巴金等文学大师，解放前后还有胡风、施蛰存、秦兆阳等人都曾经将创作与评论、作家与编辑成功糅于一身，写出许多流传甚久的作品与评论，又编出不同反响的期刊与读物，但限于时代与自身的条件，我是不敢有此奢望的。直到我被迫从《钟山》下岗之后，才有机会有条件尝试写一些评论之外的文字。虽然，我知道这些文字并非字字珠玑篇篇精彩，但大部分篇什确也是生存境遇和人生追求的真情流露，至少表明，我虽身处逆境，但精神并未坍塌。当然，也是我从事散文、随笔写作的尝试。
下岗三年，对我来说，不啻是难得的休整期与创作假。我首先把十年办刊的经验教训，当编辑的酸甜苦辣，分别就期刊宗旨、专栏、组稿、筹划文学活动，还有主编的素质，编辑的修养，编辑与习作者谈文学等等几十道专题，逐一分期写出，并发表在《中国出版》、《编辑学刊》、《编辑之友》、《文学报》等报刊之上，最终于一九九二年集结出版了一本编余丛谈的小书，这本小书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学术著作，但于我却也是十多年编辑经验的一次小结，且充实了下岗之后的寂寞时光，因而也便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下岗三年时，我已年过五旬，到了知天命的年纪。闲暇时不免时有忆旧情愫袭上心头。于是，我又陆续地写了一些回忆青少年在家乡的时光，和“文革”及“五七”干校时生活的散文、随笔。青少年时期在家乡的生活虽然贫困，却也充满了童趣，更弥漫着对父老乡亲的亲情，而在对文学研究所的十年“文革”，尤其是“五七”干校生活的回忆里，我更写到何其芳、俞平伯、钱钟书、陈翔鹤、蔡仪等著名作家、学者跌进尘埃后的生活情状，也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忆旧情怀和反思精神。在这类文字中，我力求真切地记录下当年各类知识分子的生活情状及内心的困惑，为历史留下一点可资纪念的资料。我并不想用猎奇、炫耀和炒作来招揽读者的眼球。
下岗三年里，我还开始尝试写了一些对现实生活的感悟，之后又逐渐拓展到对社会公众话题的议论，一直延续到一九九四年我复出主持《钟山》日常工作，二○○三年正式退休。在此期间我陆续写了几十篇这类的散文随笔。诸如《停电时刻》、《父子对弈》、《剪报乐》、《学舞记》、《尴尬一天》等抒写生活情趣的散文。而我更看重的却是一些关于社会公众话题的随笔，九十年代之后，我又陆续写过话说关于老板、称谓、烟民、胖瘦，关于读报、聚会、搬迁、读书、书房等话题的随笔。进入新世纪之后，我还写过一些关于贫富、关于红包、关于反贪防腐等一类杂文式随笔，只可惜，写这类涉及社会敏感话题的尖锐题材往往是吃力不讨好，难以见诸报端。不过，对此我依然抱以一笑了之的态度，并不十分介意。毕竟我已不是等米下锅的主儿了。不管你发与不发，该说的我仍要说，该骂的我依旧要骂。我以为，摆脱金钱名利的诱惑，说点自己想说的话，写点自己想写的文章，正应是我等老年知识分子晚年所应坚守的人生信条。
当然，近几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的衰退，阅读量的锐减，关于文艺随笔和读书短评一类的文章已经日渐减少，与此相适应的倒是饶有兴致地写了一些山水旅游及观看体育比赛等杂感一类文字。我在南京居住了四十多年，我常把南京看作是我的半个故乡，平日行走于南京的公园街道之间，每有感触，便陆续地写了南京的紫金山、秦淮河、玄武湖、石头城，南京的绿化、街道等景观。体育体裁则写了邓亚萍、姚明、郑海霞等明星，写了足球世界杯期间的球星、球迷、教练、裁判等。这些短小文字自然不值一提，但也多少表明一个老编辑、老批评工作者的兴致和心境。我曾在前年所写的一篇《乒乓人生》中，写到我与乒乓的缘分，至今，我每日下午依旧会到老人活动中心去打上一场快乐的乒乓球。这大约也可算是一个退休老编辑、老批评工作者最好的人生享受了。
写到这里，我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这么长的文学忆旧文字也该结束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恍惚之间却又感到分明有一丝惆怅与遗憾之情漫过心头：平生虽发表了近百万字的评论与散文随笔却还未写过一篇小说。难道我的文学之梦就算到头、圆满了么？有时不免还有心犹不甘之情。不过，长夜静思，偶尔间这一遗憾也会悄然隐退。我本不是完美的天才，却又何必非要去苦苦追求文学的圆满？充其量，只要这篇近似文学回忆录式的文字，能够为自己，也为那个时代的文学期刊、文学批评积累些许有益的资料，为自己，也为那个时代文人的情感经历，留下一点真实的记录，我也该心满意足了！
初稿于二○○七年五—六月间
改定于二○○七年七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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