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素描。 郭红松绘  

     我于1963年2月出生在河北唐山丰南县，1976年13岁时，经历了唐山大地震，被人从废墟里扒了出来。我挚爱唐山这片土地，因为这个经受过大灾大难的城市，给了我两次生命。

　　文学梦一直陪伴我

　　在上小学、初中时，我特别爱听收音机里的小说联播，听得很入迷。那时我就想，自己什么时候能写书啊。中学毕业后，我考上河北昌黎师范学校，当上了学校碣石文学社社长。当时文学社没有杂志，只有一个玻璃橱窗，我把同学们写的小说诗歌散文工工整整地抄好，贴上去，半个月换一期。我自己也写短篇小说和散文。

　　毕业后我回到故乡丰南县，当过教师、乡文化站站长、县政府秘书和县文联刊物《芦笛》编辑。我也开始了真正的文学创作。1984年我在唐山日报发表了散文处女作《亮晶晶的雨丝》。我的小说处女作是短篇小说《静静的芦花塘》，现在读这篇小说，觉得幼稚可笑，可它对我有着值得珍视的意义：它是一阵清风，是一缕遥远的微笑，抑或是一个文学的梦，使我不断感到文学的温馨。

　　后来，我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不断前进，被评论界称为河北文坛的“三驾马车”之一，直至当选为河北省作协主席。我的文学梦一直陪伴着我，须臾不离。而无论我走到哪里，故乡唐山一直是我文学创作的精神根据地。

　　从唐山到汶川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消息深深震动了我，使我回想起自己遭遇的那场地震：一道蓝光闪过，我和母亲被埋在废墟里。母亲不让我呼喊，怕我消耗体力。大雨落下来，感觉呼吸艰难，我伸了几次手，手臂却不能回弯。母亲的眼睛被砖头砸坏了，流着血。我一度极为绝望。直到第二天上午，邻居们才把我们从废墟中扒了出来。

　　汶川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唐山人知道。地震把这两座城市联系在一起。我萌生了为汶川人写一本书的念头。为了写这部书，我放下了手头正在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计划确定后，一切都飞速运转起来：当年6月3日赴都江堰采访，确定了以对比的方式叙述汶川与唐山的故事；6日返回，采访一些志愿者和孤儿，还委托一些朋友在前线收集资料；10日开始创作，夜以继日，每天创作近18000字，实在支持不住了才休息一下；7月12日，在距汶川地震发生两个月后，我创作的32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出版。

　　在书中我写道：“汶川力量就是中国力量，唐山精神就是中国精神。”我以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这一视角，深入挖掘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中发人深省之处，比如政府对生命的重视、对生命个体的心理治疗干预、高科技救援手段等，展现了我国综合国力的巨大提升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程。这部报告文学后来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展现新农民的中国梦

　　我曾经在基层挂职深入生活，也曾四方采风游历。我到过珠江三角洲的南海罗村，看到经济发达的乡村；也到过大洋彼岸的美国，看到了美国的乡村和美国的农民。回到河北的乡村，我再次全面清醒地认识了我们的改革、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乡亲。带着乡愁的情结寻找家园，我想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后来，我创作了《天高地厚》和《麦河》等农民题材的长篇小说。

　　今年，我又将小说《麦河》改编成了电视剧本《家大业大》。在剧本中，我尝试以冷幽默的方式塑造新农民形象，勇敢突破旧有模式，真实展示新农民勇闯大市场的精神力量，展示中国农民内心深处赤诚、热切的希望和理想。我想通过曹双羊、张洪生、桃儿以及乡亲们曲曲折折的创业故事和爱情故事，表达我所领悟到的一个真理：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是从一个个普通农民的觉醒和获得尊严开始的。

　　我感觉到，故事可以编织，真情是编织不出来的。文学需要真情，更需要梦想。文学书写着人类对生活的梦想，表达着人们的理想。古往今来，文学是离梦想最近的艺术，实现中国梦，与中国作家追寻的文学理想相融相合。(本报记者 饶翔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