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现代社会，个人隐私必须尊重；但对于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的新生来说，因环境陌生、课程压力突然增大，隔膜与猜忌齐飞，自尊共胆怯一色，弄不好就会走向自我封闭。这个时候，需要某种特殊的关爱。 

  　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可一想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硕士G君，我还是很难受。G君学的专业是语言学，除了上我主持的必修课“讲论会”，也修过我开设的专题课“现代城市与现代文学”。对于课堂上略显羞涩但神情专注的G君，我印象很深，曾将其期末作业推荐给杂志发表。没想到，这么聪慧的学生，竟然在完成学位论文后，从家住的高楼一跃而下。

　　接此噩耗时，我正在北京，赶紧给系主任及G君的指导教授去信，除了表示哀悼，更叮嘱尽可能稳定其他同学的情绪。回港后多方询问，还是雾里看花，不太明就里。能确定的“背景材料”只有两点：第一，家境比较困难；第二，近期没有突发事件。在好大学念书的孩子们，精神上承受很大压力，加上正处青春期，容易情绪化，一时想不开而走上绝路的，每年都有。主要原因是：抑郁症、为情所困、学业跟不上，还有就是家庭经济困难。说实话，前三种很难预防，学校及老师能做的，就是尽可能防止学生因经济困难而辍学或自杀。

　　一般认为，香港很富裕，学生应该没有经济上的困扰。那是天大的误会。作为国际性繁华大都市，香港富人很多，穷人自也不少。港中大的学生中，家境不太宽裕的，比例不小。毕业典礼上，某学生兴冲冲地跑来跟我说：“老师，我终于挺过来了！不好意思，有时候我上课走神，那是因为缺觉。这些年，为了补贴家用，我还兼打两份工。”说实话，那一瞬间，我很感动，但也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你为什么不早说，像这种情况，学校是可以提供帮助的。

　　我知道，香港学生普遍要强，也习惯于碰到困难自己解决。如此独立自尊，固然很可钦佩；但校方以及教授是有义务帮助每一位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以北京大学为例，每年开学，都会大力宣传如何统筹中央财政、学校拨款以及社会捐赠，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另外，也要让经济困难的同学感觉到，申请贷款或资助是很自然的事情，一点也用不着难为情。除了专管此事的学生资助中心，各院系领导及班主任，都有义务发现需要资助的学生，主动积极地“把关怀送上门，把政策讲到家，把资助做到位”。

　　依照北大的经验，我请系主任向中大校方提议，能不能给各院系一份经济困难学生的名单，以便我们提供特殊关照。几天后，得到如下答复：第一，鼓励老师们关心所有同学的学业与生活；第二，凡中大学生，均有权利申请各项奖助学金；第三，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相关法律，学校无权泄露学生的家庭背景资料。

　　中大校方的回答无懈可击，可我还是觉得不太满足。在法律之外，应该还有天理与人情。生活在现代社会，个人隐私必须尊重，但对于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的新生来说，因环境陌生、课程压力突然增大，隔膜与猜忌齐飞，自尊共胆怯一色，弄不好就会走向自我封闭。这个时候，需要某种特殊的关爱，包括沟通、对话、鼓励，以及必要的经济支持。

　　突然间，怀念起大陆各高校里那些“婆婆妈妈”的班主任来。（24）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