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成短篇小说集《艳阳高照》出版
2013-04-25 11:08:10 发布者:phpcms 来源:校园文丛编委会
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但因爱好文艺，大部分时间都徘徊于教书育人和文学创作的接壤地带。这种状况，导致两方面的事情都没做好。静夜思之，鄙人不能无憾焉。
现在想来，像我这样一个智力平平的人，在人生的舞台上，只能像捕食羚羊的非洲猎豹，认准目的物，紧追不舍；或者像挂高帆弄大潮的艄公，一旦锁定目的地便勇往直前，决不留恋岸边的小花小草……以上这些，虽是鄙人内心世界的外显，然而，似乎又有着一点儿说教的意味。倘若果真如此，那么，在聪明的读者面前，这种说教犹如一个老姑娘试图教导以色列的母亲们如何领孩子一样可笑啊！
我出生在农村，初中毕业前，连县城都未进过；读高中时虽然进了县城，但每逢节假日，大都还回到乡下。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前，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参加工作后又在一所农村中学任教三年。此后虽然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城市里，但仍时常回家看望父母及兄弟姐妹。因此，用季羡林先生的表达方式来说，那就是，无论对农村生活还是城市生活，我都不敢说不了解（季羡林先生的原话是：对于外语，我也不敢说自己是外行）。或许正因为如此，我在作品里既写到农村生活，也写到城市生活。但是现在看来，这两方面的生活都写得不深不透。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漂浮在生活的表面，无法使自己手中的笔像地质钻机那样突入生活的深层，反映生活的本质。
如前所述，本职工作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矛盾，曾经长期困扰着我。这种困扰，有一次竟然体现在堪称“典型”的环境里。
那是1982年10月底，我接到《萌芽》编辑部一位编辑（恕我不敬，因年深日久，那位编辑的名字我已记不清，印象中是一位女编辑）的来信，对我寄去的小说稿件《弯不下来的手指头》称赞有加，告知我该刊将在11月号发表。在同一封信中，那位编辑还告知，《萌芽》将要出版“小说专号”，希望我尽快给编辑部寄稿。很明显，这已经带有“约稿”的性质。接信后，我自然十分高兴。然而，我当时正在焚膏继晷地为江西教育出版社赶写一部语文教学参考书，该出版社催逼得很紧，责任编辑何式仪三天两头地给我写信，要我“尽快脱稿”。在那种情况下，我实在抽不出时间写小说，只得率尔操觚，给编辑部寄去一篇至今还令我脸红心跳的小说稿件，结果可想而知。我坚信，当时如果花上一两个月时间，“磨”一篇小说，一定不会使编辑失望。时隔几年，我方知当年的选择没有错—— 因为出版了那本教学参考书，我这个“通房丫头”被有关部门“收房”为“如夫人”（钱钟书先生戏称无职称的教员为“通房丫头”，有副高职称的教员为“如夫人”）。如果置教学参考书于不顾，埋头写小说，哪怕像巴尔扎克那样写出九十多部皇皇巨著，评职称时，评委们也会以“不是论文”而悉数退回。
时至今日，我喋喋不休地重提这一往事，意在希望有关部门在今后的“评职”工作中，力求扭转“重理论，轻创作”的倾向，为爱好并从事文学创作的老师们网开一面。毫无疑问，这样做，对进一步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必将大有裨益。
文学和科学是诺贝尔的两大精神支柱。他对文学的爱好与他对科学的爱好一样，是始终如一的。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所征服的是未来人类幸福的建筑材料，文学的理想主义则是促进人类幸福的源泉。诺贝尔不仅喜欢阅读文学作品，而且化费过大量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先后写过诗歌、小说和戏剧。他在遗嘱中设立文学奖，与他对文学的兴趣是分不开的。从诺贝尔对文学的重视程度来看，我们也没有理由“重理论，轻创作”。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承蒙多方襄助。大学时代的同窗学友韩树俊，早在一年前我到家在苏州的子女身边小住时，就积极主张我出书，尔后又从百忙中为本书联系出版事宜、帮我审阅书稿。陶洪仁先生曾彻夜不眠，为我修改、打印书稿，并提出好多建设性的意见。责任编辑刘凤阁先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令我感佩交并。拙著告竣之际，鄙人不知该以何言辞鸣谢也。
文学大师们的作品是宏伟壮丽的大厦，拙著则是低矮逼仄的茅屋。寒舍门前，倘有童心未泯的读者留步，甚或进屋一观，吾乃夙愿得偿，复无他求矣。
2009年9月于淮阴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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