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媚俗的前卫与不落伍的古典》——白彩霞 文学评论作品
2013-04-25 10:45:12 发布者:phpcms 来源:本站
之所以锁定王安忆为学术研究的突破口
——兼论九丹抑或在下的王安忆情结
曾经也可以说是遍览群书，而且，要论本人喜欢过的老少作家，假如用“不计其数”来描述，似乎也一点不显得有什么夸张和矫饰。然而，当有一日终于迫于角色的需要，自己也不得不选一个目标作为在下学术研究的方向时，我最终还是把自己言说与评析的视域锁定到了王安忆的身上——甚而至于那速度，几乎还是飞快的、坚定的。
正如本人在“序一”的诗歌中所表达的，我对王安忆久怀仰慕之情，虽然，这种仰慕之情还远没有达到“情有独钟”的地步，但相对于其他一些作家——尤其是与她同时代的那些女作家而言，她却是笔者多年来关注甚重、阅读频率最高的一个。如果一定要归纳，我想，毫无疑问，这是我之所以舍他人而近她的一个前提条件，不过，在锁定王安忆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对象时，其实我个人的喜爱和偏好还算不上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在锁定她的诸多因素中，准确地说，与生俱来的喜欢或偏好这一原因充其量也只是一个间接的、或者是主观的原因。而直接的、或者说是客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仍然想肯定的是，那就是以下这么两个基本因素，其实，它们才是点燃我研究火焰的两条真正、具体的导火索。
第一条导火索是，我周围普通意义上的读者对王安忆的漠然和误读所带给我的阵阵郁闷，而这种郁闷一次次压迫我，并让我屡屡地产生出如鲠在喉的感觉。
记得那年王安忆的《长恨歌》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像其他畅销书一样，在兰州市的各大书店里，王安忆的《长恨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被打上了时髦的包装，继而被异常隆重地摆放在各大书店最醒目的地方。很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普通身份的读者也开始在漫谈王安忆的作品了——
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学院数学系系主任张天鹤教授的一番话，他说：“王安忆的语言怎么这么啰嗦啊！她的《长恨歌》一上市我就买回来看了，可是硬着头皮读了几次，就是没能读完全文。”我能想象一个学数学、教数学的中年男人在面对《长恨歌》那云遮雾罩、花团锦簇、密密麻麻、如飞瀑乱溅、似大江奔流的第一章时那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惊愕与茫然。可是让他不能想象的是，既然如此，那么，《长恨歌》为什么却能荣获每三年一次的文学界最高奖项呢？难道是评论界出了问题，还是我们这些普通读者已经被文学的洪流淘汰出局了？起初，在回答张教授的这个疑问时，我记得我个人的理解是：《长恨歌》的艺术技巧和文学观念之超前早已屏蔽了其小说的可读性和思想性，我们不能用以前读文学经典的眼光来读她的这部作品。但身边类似的读者和类似的提问多了，我便决定要通过自己的反复研读来进一步说明和澄清，一度时间，我甚至萌发过要带领学生鉴赏、解析《长恨歌》，并给中文系若干个班级申请开一个选修课的念头。
看着我在某一段时间里不厌其烦地翻阅着《长恨歌》，我的军人身份的爱人当时表现出了少有的好奇，联想到初恋时的他还能动辄自创几首意蕴含蓄、文辞典雅的小诗献给我的份上，我因此就把王安忆以及王安忆的这本书热情洋溢地推荐给了他。我认为他也算半个文学爱好者，既然是文学爱好者，那么，他怎么有理由不喜欢自己时代的文学名著呢？不料，第一章的部分篇幅还没等翻完，我的爱人就断然把《长恨歌》还给了我：“东一句西一句的，感觉怎么前言不搭后语啊？不看了不看了，纯粹看不懂了嘛，她都写的是什么呀！”
“是人物出场的背景呀。”我给他解释着，有些不满他看待这部作品的轻慢态度。
“这是个快餐时代，还有谁愿意看这么天马行空、漫无边际的东西。”
尽管，我也能理解像爱人这样的行走于快节奏之中、性格又雷厉风行的一些男性——他们对《长恨歌》中这些确实过于华丽、虚幻的文字及表述方式的不解和不屑，可是，我还是有些不甘心啊。
“这可是茅盾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呢！”其实，话一出口，连我都觉得有些气短心虚：茅盾文学奖得主又能怎样？即使是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不也一样是饱受冷落？大多数读者认可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喜好标尺。我也只好用这样的一些托辞来为他、也为我而解围：“王安忆这一部分写得有点汉大赋的味道，我估计她在学司马相如的大肆铺排、尽情渲染的笔法吧。”
直到2008年8月跟外甥女晓梅、女儿如一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闲转，偶然发现一本《张新颖王安忆谈话录》，一气读完，感觉对《长恨歌》的这个拒普通人于千里之外的开篇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用王安忆的创作理论来解释就是：“我要写的人物就像个茧，熬尽身心吐丝，做成一个茧子，把自己封闭在里面，然后在里面左突右进，破出一个缺口，飞出来。一旦飞出来，它就变成了一个蛾子，生命换了种类型，一个有个性的人就变成一个平凡的人，汇入正常的人生。我就想写这么一个人。但我力量不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一个太概念的东西……”[1]此话虽然针对的是《流水三十章》中的张达玲，但从一个作家的恒定的追求上来看，后来创作的《长恨歌》也仍然带着她的这种对人物塑造的审美理想。也难怪在《长恨歌》中，女主人公王琦瑶是那样的一个人物、那样的一种出场方式，不但是“千呼万唤始出来”，而且还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思。如果一部小说力图要表达的是许多概念化的人物或相对抽象的思想，我认为，那是注定了会脱离甚至于抛弃掉他的读者的。像她今年获奖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仍然坚持的是这么一种创作原则，迷迷瞪瞪地读完，连我都觉得自己要脱链了。
但让我当时仍然不甘心的是，《长恨歌》毕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精品啊，它的命运竟然是——只有我们这些学中文、教中文或专门研究文学的人才是其最忠实的读者。难道，艺术品位越高的作品，它真的就离普通的读者、抑或是广大的群众越行越远了吗？这又一次让我如鲠在喉。
而第二条导火索是，小女子九丹对大作家王安忆无端的叫骂和诽谤。它激起了我长久的愤懑——让我不得不一想起这事就忍不住要持笔参战，动辄就想摆出一副要拔刀相助的架势来。
在此，我首先要声明的是，尽管九丹以“妓女文学”驰骋文坛，以大写而特写“性”题材而横扫天下，但我对其本人并不怀任何成见。虽然，初次拜读她的代表作《乌鸦》时，我的心里并不是很舒服，乃至于此后对她的其他沸沸扬扬的大作也失去了应有的浏览之兴趣；虽然，她也不失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美女作家”，可是一看到她那肥硕艳丽的红唇、仿佛永远不见天日的双颊（插在她作品扉页的所有艳照，几乎都是让长长的披肩发将双颊遮盖了多半的姿势）、以及那一双狡黠无比的大眼睛时，我的感觉也是怪怪的。在此，我要声明的是，如果仅仅评说她的作品，我将对她毫无偏见。虽然，乌鸦的尖叫声让很多人对九丹的人品及做派产生了怀疑，她的因“黑”而“红”的成功道路也让所有作风正派的人不屑一顾，但如果仅仅评说她的作品，我真的还对她没有心存更多的偏见。一向以坦率示众的九丹曾经说过，她的平生愿望是“做个最好的作家，尽管写作在我的事业里属于第二职业”。[2]我们不能对一个要做“最好的作家”的人横加指责。所以，我比较赞同米兰·昆德拉的文学态度，他说：“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道德家和先知，而是存在的探险家。”[3]因为九丹之前，在我们新中国的文坛上，的确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叫“妓女文学”的流派，所以，在我的眼里，九丹的身份首先不是个作家，其次也不是个道德学家，准确地说，她应该是个探险家，仅此而已。再说，阳光下的英雄、花朵需要作家们共同去捕捉、去书写，而阴云笼罩中的尘埃、细菌、鬼魅以及罪恶，也同样需要作家的凝视与关注，正如滔滔东去的江水得有人去赞美、缅怀，而附着在堤岸边的水藻、青苔、烂泥等等也得有人去注目一样。九丹与王安忆的不同，也许都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各行其是、各尽其责罢了。
而我，之所以突然反感起九丹来，是因为走上文坛之后的她，那野心勃勃欲颠覆一切的架势、那不可一世的嚣张狂妄以及那如疯狗一样的四处乱吠——这一切，尤其表现在她对王安忆的不自量力的攻击和挑衅上。也许是得了痞子文学盟主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真谛，九丹摆出的姿势是“我是妓女我怕谁”！她最为掷地有声的理论是：“伟大的作家必定是一个伟大的妓女。”因此，她鄙视王安忆是“王安忆之流”、“王安忆之辈”和“王安忆这种人”，并且，大骂王安忆和卫慧、棉棉们是“一丘之貉”。联系九丹的若干最为脍炙人口的经典论调：“根据我的经验，在这个世界上，最恨女人的首先是女人。”“女人和女人都是一样的，从本质上来看都是妓女。”“从经济学来看，弹钢琴与做妓女都是卖。”我估计诸如王安忆这样的清高又规矩的作家是一点儿也不合乎九丹的这些逻辑的，所以，九丹才危言耸听地斥责说：“像王安忆这样的人就是在犯罪。”[4]
有谁还记得“狗咬汽车”的歇后语吗？汽车在马路上奔驰，跟狗有什么关系呢？显然，是一点关系也不可能产生的，可是这只狗不但想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试着撒一回野，甚至还要穷追不舍地发誓冲上去咬上这厮几口！同理，难道王安忆还会招惹名不见经传的九丹不成？否则，九丹为什么却反过来要对无辜的、一向与人为善的王安忆狂吠不止、叫骂不休呢？
充满了喜剧色彩的是，不同于娱乐界那些明星们面对“口水战”时的反辱相击、针锋相对，在九丹近乎于歇斯底里的叫嚣与挑衅中，我们眼里正在饱受着无端侮辱的王安忆却始终态度温和、一言未发，当然，最终，她也用她那持久的沉默——无语地向世人证明了她“有容乃大”的名家风范。
此刻，一个有关佛陀修炼的故事就跳入了我的脑海，这个故事被记载在佛教典籍中，至今还能叫我们这些红尘弟子们有醍醐灌顶之感。相传，由于世人对佛陀的尊敬，引起了他的一位弟子的嫉妒。有一次，那名弟子竟然当着释尊的面谩骂他。可是，不管他骂出多么难听的字眼，释尊都沉默不语，不加理会。当他骂累了，释尊就问他：“如果有人想送礼物给对方，而对方却不肯接受，那么，这份礼物该属于谁呢？”弟子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应该属于送礼的人哪。”释尊笑着又问：“对呀，就像现在，你把我骂得一文不值，但是如果我不肯接受，这些责难又该属于谁呢？”弟子哑口无言，顿时觉悟到自己是多么无知和浅陋，他马上向释尊道歉，请求谅解，同时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谩骂诽谤他人。释尊后来向众弟子们讲述这段趣事时说：“学道之人如果挨了骂就马上反唇相讥，或存报复之心，那么，就如同向天空吐痰一般，不但不会刺伤别人，反而会溅到自己身上，弄脏自己，使自己受到污染，大家千万牢记。”不知道王安忆看过此故事没？但我坚信，九丹一定没有看过。而我，也是早就看过这故事的，所以，除了对王安忆在这场挑衅中所表现出的豁达、睿智与平和尤其称羡与尊崇之外，我还想就九丹仇视王安忆的几条理由稍微做一些辩析。
“妓女文学”一夜之间震惊了它的故事背景地新加坡之后，有上海著名的某评论家就敏锐地提出：“九丹是个文化博彩的高手。”[5]相信很多人和笔者一样也会有同感。比如九丹的成名作《乌鸦》的题材就是九丹用以博彩的赌注之一，她非常清楚这个题材是中国文坛其他作家所从来没有胆量和资质去如此涉猎并大肆渲染的，所以九丹一开始就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作品出版伊始，她曾反复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强调：“我就是想震一震文坛！”没有想到的是，民间一片哗然，《乌鸦》一版再版，有高瞻远瞩人士甚至发现：“近二十年来，让文学在诚实的道路上真正前进了几步的都是这个圈子以外的人，如痞子王朔、理工科出身的自由撰稿人王小波加上今天的妓女作家九丹。”[6]可即使如此，中国文坛就是没有一个人买九丹的账，不论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评论家，对她的横空出世都不约而同地保持着奇怪的缄默态度——这可让九丹吃惊不小，由于恼羞成怒，我猜想，从此她可能才不顾一切地赤膊上阵，决定要拼它个鱼死网破了！这一次，她抛出的博彩赌注是像王朔那样去展开“国骂”，不是见人就骂，而是“擒贼先擒王”，然后再一举歼灭。狡黠如九丹这样的女子，她的出击策略可不是狂轰滥炸，而是有步骤、有计划地一种轰炸，比如，她第一步要轰炸的是中国的女作家，第二步是把那些追随在这些女作家身后“摇尾乞怜”的评论家再骂上个狗血喷头！她不是说过吗？“在这个世界上，最恨女人的首先是女人。”谁叫她王安忆是这个队伍里的珠穆朗玛峰呢！于是，王安忆就自然变成了九丹第一个要猛烈轰炸的目标。通过反复研读与总结，我发现九丹之所以对“王安忆之流”怨气冲天，主要是基于以下这几多罪状：
第一，鄙视王安忆之流是“被中国文坛豢养出来的作家”。
用词何等犀利，语含几多讥讽。一个“豢养”，既看出了她对中国文坛的鄙薄，也表达了她对那些体制内作家的蔑视。言下之意还在说什么呢？当然是在炫耀自己不屑于吃体制内的那碗饭、不屑于过那种被某个单位或某人“豢养”的可怜生活了。
她说：“只有王安忆才是文坛中的人……我为我永远不是文坛中的人而骄傲，我为我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而骄傲，我为我能够在北京活下去而骄傲，我为我自己没有等待着中国作家协会或是中国文联的下属机构为我发工资而骄傲，我为我始终是以女人的方式去表达一个女人的心灵而骄傲，我为我那么深深地爱着郁达夫以及他的精神和许多作品而骄傲，我为我写出《乌鸦》、《凤凰》、《喜鹊》三部曲而骄傲。”[7]这一番话说得慷慨激昂，虽然对著作等身、名满中外的王安忆而言未必公允，却让我们这些也一样仍然巴望着终身能吃上体制内的饭，每个月都欢天喜地地等着单位发工资的人听着羞愧难当。《乌鸦》一竿子曾经打翻了一船人，把所有留学新加坡的女人和所有新加坡有钱有权的男人都骂了个狗血喷头，这还可以谅解，因为那毕竟是文学作品，可骂王安忆就骂王安忆吧，怎么又把在体制内所有谋生的人连带着也骂上了？
九丹是不屑于做一个“公家人”的，这缘于她真的没有尝过几天“公家饭”的履历。出身于扬州、成长于盐城、在重庆上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广西某地级报社当记者的她，因不满于那种挣扎中的奔波，在单位仅上了一年班就跳槽到北京的一家文化公司打工去了。给别人打工的时间似乎也不是很长，九丹又因不满于公司老板把手下“所有的女员工都看成自己的后宫佳丽”的做派，再次辞职，这次是与人合伙做生意，好像赚了一些钱，之后因为一些感情纠葛，又毅然离开了那里——从此闭门写作，一年后第一部长篇小说《爱殇》出版，之后即赴新加坡留学5年，异国漂泊归来因一部写“我的另类留学生活”的《乌鸦》而一夜成名。文坛是个清净之地，也是个精神栖居的殿堂，为了捕获有钱的男人而终年奔波于夜总会、酒吧、咖啡屋、高级宾馆的九丹歪打正着进入了这个名叫“文坛”的地方，可让她非常气愤的是，这个地方却是铁桶一个，不但非常排他，还尤其抵制异类的侵犯。这些人一概挂着作家协会或文联的头衔，作品写得还不如她的叫座，可每个月居然还有人发给他们一定的薪水来养活着他们……虽然只是个小女子，可九丹是不需要别人来养活的，她不是照样写出了“三部曲”吗？她的作品不照样给她也挣了大钱？她当然要为她能够在北京这个万人瞩目的大都市活下去而骄傲！这样的奇女子，相信很多人都会为她有这样的本事、这样的魄力而骄傲的。
第二，鄙视王安忆之流“全都是塑料制品”。
意思大概有两层：一是指责王安忆她们作为一个作家的身体和心灵的“麻木”、“假”；二是指责她们作品中所描写的女人、所展示的社会生活的“麻木”和“假”。她说：“王安忆和铁凝她们还是写了一些百姓的生活，是写出了社会写出了文化的，我也承认。但是她们看起来很大气的作品，却没有充分表达出作为一个女人的体验，可以说男性也可写出那样的作品来。那么，连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特点都没体现出来，就更不用说表达出女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原罪了。包括卫慧在内的这一女作家群，依我看，都是虚伪的女人。我与她们有根本的不同。”[8]
因为九丹在写作上一直崇尚“把肮脏的东西亮给别人看”。她还宣称：“如果把写作比作脱衣服，那么脱了衣服之后，我不会炫耀自己的乳房有多美，而只是想把我的伤口指给别人看，并且告诉他们，这些伤口首先是因为我个人的罪恶，其次才是他人的罪恶。”
在九丹眼里，王安忆不是个女人，她更像个殉道士、宗教者或思想家。由于长期被一些评论家和文坛包围着，因此九丹断言王安忆已经失去了内心的感觉，要不，她为什么——“写社会，这社会是庞大的，博大的；她思考，这思考也是充满着深邃的，庞大的；她写爱情，这爱情也是庞大的，王安忆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庞大了起来。而且在这个庞大的周围，有很多评论家都为她增加了文化的色彩。而这种所谓文化究竟是什么呢？不知道，但反正是他们共同营造出来的东西，那个东西只有他们自己能够去品尝，而跟中国的广大读者特别是跟女人的内心没有任何关系。”[9]基于以上充足的理由，所以九丹认为，“我比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成功。”她始终认为，只有她九丹才是在“揭示更为本质的东西，站在女人的基础上，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更深的思考，比别的作家先走一步”。[10]
时隔三年，去法国定居了一段时间再次回到中国文坛的九丹，在接受新浪网的采访时，她仍然在这样说着王安忆、铁凝这一代人：“像我们这一帮人，卫慧啊棉棉啊，总要比前面类似王安忆、铁凝她们有希望得多。我觉得以她们为首的中国女作家，才是真正的堕落，道德上的堕落。她们没有把活生生女人的感觉写出来，你读她的文字，从读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我都不知道她的体验在哪里。她的肉感在哪里？她的手在哪里？她的乳房在哪里？大腿在哪里？我感受不到她的疼痛等种种东西，而我紧紧抓住它们，把人性的东西呈现出来，我觉得这样的文字才是离文学很近的。”[11]
听了这一番赤裸裸的表白，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其实九丹之所以一次次地指责王安忆之流虚伪、麻木，原来是嫌王安忆她们在作品中很少表现“活生生的女人的感觉”，诸如九丹所关注的：肉感、乳房、大腿——当然还要包括性爱的体验等等之类的描写！卫慧棉棉她们的作品中倒是有大量的这样一些表白，可在九丹眼里，这两个人也是虚伪的，因为“她们在无限地杜撰自己根本没有体会过的生活”——她的言下之意，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伟大的作品中必须要找得见肉感、乳房和大腿，而在描写这样的一种女性经验时，作家本人还必须是在写自己亲身体验过的，得是“活生生的女人的感觉”。否则，便“都是些塑料制品”！
第三，尤其鄙视王安忆在写作上的随“波”逐“流”。
其实，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而言，要追逐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这种“波”和“流”，又谈何容易，它不仅需要作家去敏锐、聪慧地发现和领悟这“波”和“流”之所在、之精髓，而且还要求这个作家具备相应的变化多端、海纳百川、游刃有余地驾驭、超越和整合这一“波”和“流”的禀赋和本领。而王安忆在中国文坛之所以有“异数”的称谓，她之所以能成为女性作家里的一座高不可攀的珠穆朗玛峰，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得益于她对于各种潮流的正确理解、积极参与、深入探索以及最终的一次次成功超越上。
但得益于逆流而上，凭借着走终南捷径——所以才大获成功的九丹却是如此狭隘地去评价王安忆的写作的，她说：“像王安忆或者是所谓的这种女作家们，当中国开始流行所谓文化寻根的时候，她们就开始进入文化寻根的层次，当中国要进入所谓反思文学的时候，她们就开始反思，当一群无耻的理论家们开始说中国进入后现代的时候，她们又开始穿起了后现代的花衣裳。而当一些同样无耻的评论家们开始说博大开始说风俗开始说文化的时候，她们就开始把作品写得越来越厚，以至于把她们的裤衩都拿出来增加她们的书的厚度，我为我没有这样去写作而骄傲。”[12]
我们不能指望把“肉感、乳房和大腿”夸张地等同于“活生生的女人的感觉”，而把“活生生的女人的感觉”又片面地等同于“人性的本质”“文学的本质”的九丹——能正确地理解一路辉煌走来的王安忆。所以，为了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本人在这里不说也罢！
第四，谩骂王安忆之流无形中垄断了中国文坛，痛骂她们用麻木的心灵把中国的读者“喂养得失去了起码的感觉”。
一本《乌鸦》突袭新加坡、顷刻间席卷了全球各大媒体，连美国、德国、法国的记者们都狗一样地扑了过来，但中国的新闻界以及文学界、广大的读者却对这一现象表现出了不应该有的沉默和冷静。九丹把自己遭受到的这一切冷遇迁怒于王安忆之流长期以来在文坛的影响。她说：“王安忆之流是伴随着所谓中国当代文学历史成长的，因此由这样的女作家和这样的一些昧着良心的评论家共同制造了一个他们自己的社会，人们把这个社会称作文坛，然而这是可悲的。因为这个文坛离真正的中国人的心灵很远。这些猖獗的女作家们从来没写过自己的内心，因为她们没有深入地写过自己的内心，所以她们永远不可能进入在这个时代里的真正的女人的内心，这是在犯罪。因为她们对中国广大的读者造成一个误导，以为文学就是她们那样的，以为女作家只能是像王安忆那样去写东西，如果一个女人不像她那样去写，那么无疑就犯了更大的罪，这个女人就应该被枪毙，就应该被推出作家的行列。”[13]
第五，嘲讽跟在王安忆之流的女作家身后的评论家其实都是一些“想吃小姑娘身上奶的市侩者”，他们的脸上无不“沾满了小姑娘的奶水”，一副“摇尾乞怜的媚相”。
笔锋所指显然是那些生活在大城市里的生活优越的男性评论家——本人非男性也，所以我是一不怕她骂我“想吃小姑娘身上的奶”，二不会有脸上“沾满了小姑娘奶水”的嫌疑和羞臊。但我却忠诚地跟在王安忆之流的身后，相信九丹一定也会骂我“一副摇尾乞怜的媚相”的。
根据九丹一向的逻辑——这世上只有她才是最好的，不管是作为一个女作家，还是作为一个罪孽深重的小女人。她反反复复地说：“我承认我自己从灵魂到肉体都是肮脏的，其实勇于承认自己的肮脏，并且把它呈现出来，也就是干净的。”“我觉得一个能够挖掘自己内心肮脏、罪恶的人，无论是男人或女人，这样的人都是高贵的。”[14]所以她认定“只有我才是最好的。”
王安忆之流从来没有展示过自己的肮脏和罪恶给别人看，所以九丹才不屑于王安忆之流的虚伪、落伍和精神上的不干净、不高贵———以我揣测，可能是因为王安忆还没有什么肮脏和罪恶的东西流传于世的缘故吧，退一步来看，一个作家总不能因为要写作而去尝试把自己变得肮脏和罪恶起来吧？再说了，九丹的逻辑实际上在很多时候都有些靠不住，不管她是打着经济学的旗帜，抑或是哲学的称号，总而言之，她不能因为评论者没有发现她这个“最好的女作家”就因此而诅咒人家“脸上沾满了小姑娘的奶水”，因为不论从年龄上看，还是从婚姻状况上看，王安忆她们并不是什么小姑娘啊，相反，她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何来小姑娘的奶水一说？可见，九丹一面对王安忆，她就不由自主地开始胡说八道了，比如：
“我为我没有得到天天跟在那样一些女作家的屁股后面叫好的评论家们对我同样叫好而骄傲，我为我终生都不可能得茅盾文学奖而骄傲。”九丹这样叫嚣着，可事实真的如她所说，是这样的吗？我看她骨子里实际上是在觊觎和仇视王安忆所拥有的这一切：如今已无论如何也不可颠覆了文坛地位、写作上长期以来表现出的源源不断的惊人才华、女性的既入眼还又能同时入心的温婉绵密之情怀、父母亲都是名作家的优越的家庭背景、大上海富丽典雅的地域优势——更重要的，可能还包括了王安忆的祖父辈都是新加坡的华裔，而王安忆不费吹灰之力，居然可以像主人一样悠哉游哉地在这块土地上大摇大摆地行走的缘故。我想，仅仅是这一点，都已经足以叫曾经死乞白赖地要留在新加坡而不能的九丹之流妒火中烧了，何况，王安忆的身上还镀了层层叠叠的光环。
所以，保持沉默的王安忆是优雅的、高贵的，但信守沉默的评论家却并非是光明磊落的，要不，为什么在那些美女作家们的意识里，她们就一定会认为乳房、大腿等等的就是所向无敌的呢？
[1]张新颖、王安忆．谈话录[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转引自新加坡情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3]新加坡情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4]新加坡情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5]转引自新加坡情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6]新加坡情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7]新加坡情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8]新加坡情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9]奇文共欣赏：九丹三评王安忆[N]．南京报业网．南京晨报http://ent.sina.com.cn 2004．12．17．
[10]新加坡情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11]奇文共欣赏：九丹三评王安忆[N]．南京报业网．南京晨报http://ent.sina.com.cn 2004．12．17．
[12]新加坡情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13]新加坡情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14]新加坡情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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