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伦敦时，所谓圣诞节，就是身边人人变得行色匆匆，街上寒流刮过之处都在出血大减价，橱窗趁机堆砌得密密麻麻累人眼睛，那时我实在说不上喜欢这节日，还整天看到刻意摆设的马槽，里头躺着个小孩又有三个穿着诡异的男人跪在那里，只觉得洋人的圣诞节隆重得像在做戏。

　　在伦敦过节，也不外约两三酒友一起到肯盛顿路或炭烧十字路附近沿户泡酒吧。喝多的人，气味特重，挤在趁机诈癫纳福的人堆里自己也莫名其妙乐起来。泡完酒吧就去公园看一群群节日偏激狂在隆冬大寒天里纷纷跳入喷泉庆祝的情景，但没多几天就来临的元旦其实也一样，因此圣诞也就没多少感觉。

　　有次在墨西哥城旅行，也碰上圣诞。圣诞在墨西哥城是群众性的集体仪式，也是一次大反差。全市人口几乎全上教堂去了，其他地方就冷清得犹如戒严。虔诚的神圣感没头没脑包覆大地，店铺一律关门，处处不方便，西班牙语庆祝的圣诞，节奏虽抑扬顿挫，但凑兴的部分和脱节的部分荒诞地绞在一起，有点茫茫不知所云。

　　反而后来，在南极圈附近的乌斯怀亚有过强烈的圣诞感觉。这里没多少商场灯饰，也没特别刻意的应节节目。我那时住在一家可以瞭望小猎犬海峡但没几个人投宿的青年宿舍。住客除了我自己，有个整天写信的法国女子、一个对澳洲文化极端不满的澳洲青年、一个深居简出的日本人，管理员是个不厌其烦想把一只猫和一只狗训练成朋友的阿根廷人。也没什么预算的庆祝，圣诞那天下午我们凑钱买了一大块牛肉回来，打算蜜汁烧烤，然后再买点酒，晚上大家吃好些，就算是过节。

　　虽然每天都能碰面，但大家其实还是挺陌生的。那天傍晚，除日本人其他人都回来了。我们等到晚上9点就开始有些担心，虽说户外长夏的天色还跟白昼一般，但我们认为日本人到企鹅岛的旅程不可能拖到如此的迟。宿舍管理员二话不说就匆匆到街上找包办小艇的负责人，澳洲人和我到码头去询问情况，法国女人就负责看管宿舍，包括看管那块还在烧烤的牛肉。原来，日本人跑到荒凉的街上设法买些圣诞礼物，我们人不多，但大家都觉得有点尴尬。幸好几瓶酒之后，也奇怪，大家交流倒越来越像认识很久的朋友，法国女子还在信纸上画了幅速写送给日本人，我跟澳洲人商议，两人凑钱再跑去为大家敲门买酒，喝到两点，天还亮着，有人说“忘记说圣诞快乐了”，大家笑笑，望着桌上一滴不剩的7个瓶子，仿佛那就是我们唯一的圣诞装饰。

　　南极圈的乌斯怀亚并不是个圣诞气氛浓郁的现场，但那晚我却有非常强烈的圣诞感觉。天涯海角，大家只是过客，以后多数也不会再有相会的可能，可淡淡的相聚里我看到人还可以回到最真挚的一刻，即便短促、即兴、没有预料也谈不上以后的筹划，却也可以如此印象深刻地感觉到人情美丽。

　　或许圣诞并不在于气氛现场的浓烈与否。圣诞装饰看过不少，要有感觉，或许只需一扇简单挂着一个圣诞花环的门。是，就如此简单，相信感觉也能清晰无误的，因为它仿佛在说，“进来吧，人的温暖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