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　

    历史上，放逐、出奔这类事不少。屈原、但丁是有名的例子。在“文革”中，我中华民族的著名作曲家马思聪先生，受尽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迫于1967年出走国外，以抗议暴徒罪恶，维护了人的尊严，他根本没有错，却还是蒙受了十九年(1967—1985年)的不白之冤。
　　1984年11月，当我在美国费城和他会晤之时，他给我最初印象最令我惊奇。虽然他还和过去一样的故人情重，且神态泰然，并相当乐观，还在勤奋作曲，我感到他和以前却有所不同。我没有去深入思考他在哪一点上跟以前不同。我只是从他的声音笑貌中感到他似乎不时流露着一点点不易觉察的细微凄怆，却未能体会他心灵深处，埋藏着巨大的痛苦。
　　后来在他女儿马瑞雪回忆她父亲最后日子的文章里说到一个晚上，马思聪听着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乐》。他忽然失声痛哭。他求他夫人王慕理让他哭一个够。后来，他含泪说：“这个世界很美。”他为什么哭?他哭他内心的哀伤。他哭他离开了祖国大地这么久了没能回去。但这个世界很美，很美。
　　有一次中央音乐学院一位前副院长和我谈到他们在“文革”中的往事。这位前副院长在黯然伤神中，突然颜容扭曲，喘息地说道：“有人用有钉子的鞋子猛打马院长……怎么打得下去!……”他说不下去了!
　　那年年底我回到国内，不久便听说我国已公开为思聪平反。不白之冤终于昭雪了。从此我就等他回国。1985年8月16日，他从美国寄我一封长信，其中讲到他“读了叶浅予文章，谢谢他的真情。那时代的人好像比较真情，‘文革’把人弄坏了。”
　　看来我真不如浅予。在《为马思聪饶舌》一文中叶浅予写道：“受过欺凌而被迫出亡的人，最懂得祖国的可爱，爱国之心也是最切。只有那些口口声声教训别人如何如何爱国，而自己却横着心侮辱普天下善良灵魂的人才是真正的罪人。马思聪不欠祖国什么，那些窃国篡权的人却欠他太多了。”叶浅予说得又慷慨，又体贴。我们许多人却都没有说什么，以帮助他解除那凝冻在他内心的深沉痛苦啊!
　　那封长信是他从欧洲旅游回来写给我的，他写到了南斯拉夫的钟乳石岩洞，威尼斯舟子的金色歌喉，罗马的铁伏黎喷泉的音乐和华格纳常去喝咖啡的一家希腊咖啡店。他还写到翡冷翠的大教堂，比萨的斜塔。还有，如入仙境的瑞士雪山，以及大雪纷飞之下雪山餐厅里的丰盛午餐。还有他的那一别已半个世纪的巴黎。他写到巴黎他的母校国家音乐院的陈旧的铁门。最后他到了伦敦，这次旅游快要结束了，他忽又悲从中来，说：“盛衰转换，月圆月缺，周而复始，自是天地之轨道。”什么引起他的感慨万端?他为何要自苦了呢?想来是因为他能作欧游，还不能回国。他只在信尾说了，“待我从西双版纳出来，立刻跑新疆。”这却不是说他想去一次云南和新疆。不，他说的是他正在修改那五易其稿的、以云南民歌为主要旋律的《A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六十号)，等到他修改完工，从这曲中，从云南旋律中跑出来，便要立刻跑到新疆民歌为主要旋律的一部写新疆生活的大歌剧《热碧亚》(作品第六十一号)的创作中去。他人在北美心在祖国。他只是没法给我说他暂还不能回国来，虽然他正驰神于云南的热带雨林和新疆的天山南北牧场上。
　　因为他不知道回来的话会怎么对待他。他也许是心中在想，他既然出走了，他还能回去吗?他童年时是一个固执的小孩，到了晚年他还是一个固执的老人。在“文革”中他有勇气出走，现在他无勇气回来。出走是不得已的事，在国外十九年是不得已的事，暂时不回来也是不得已的事，如今永远不会回来，更是不得已的事。这中间，恐怕只有叶浅予等少数人，只有少数亲友，给过他巨大痛苦的心灵一点儿慰藉。
　　他保持了他独特的性格。除了他音乐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外，他还有最纯洁的最天真的最美的音乐的个性。他还有一点疑虑。还没有回来，等待着一个能够回来的时机，等待着他疑虑的被消除。不幸他没有能等到那一天，他的灵魂已经飞升到了万里云天之外。但是他的灵魂，正像在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的结尾，是“得到了拯救”的。
　　1988年5月20日，马思聪逝世一周年。他在无可奈何中生，在无可奈何中死，生离死别，徒呼负负。呜呼哀哉，作文奠祭，其辞曰：逝者如斯，从兹离分。恨别经年，梦睹英灵。你是珍珠，晶莹蒙尘。你是国宝，横遭蹂躏。黄钟坠地，瓦釜雷鸣。美人离宫，骚客出境。梦思沸腾，莫此为甚。魂逐飞蓬，爱国有心。孀闺泪尽，永安幽冥。欢怨非贞，中和可经。幽幽琴声，一往情深。民族之音，冬夏常青。百世芳芬，千秋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