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离开我们整整十个年头了。十年前，即1997年5月16日上午10时，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与世长辞。十年来，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被人们经常提起。有的作家，身后相当落寂，真是“人一走，茶就凉”；可是汪曾祺却不一样，他身后的影响远远超过他在世的时候，这大概同他作品的艺术魅力与人格魅力有关。

　　十年

来，我经常回忆起同汪老相处的往事，借十周年祭之机，再作一次回忆吧！

　　汪老最后十年同我过往甚密，我们一同出席各种会议，一起在鲁院和外地讲课，一起外出游历，我曾陪同不少文学青年到他府上求教，在他家品味他亲手烹制的美食，也在一起畅聊文坛的各种事体，可以回忆的事和场面实在太多。但是，最令我难忘的还是1997年5月8日晚上到他府上取稿、辞行的情景。从1997年起，我应邀为《时代文学》杂志社主持一个专栏“名家侧影”，每期推出一位著名作家，请几位熟悉这位名家的朋友一起来聊聊他，意在为读者提供一些了解作家创作背后的第一手材料，也为当代文学史研究者提供第一手资料。那一年，在陆续推出汪曾祺、林斤澜、艾煊三位文坛宿将之后，准备于第四期推出著名女作家铁凝的专辑。我提前向汪老约了稿，他也慨然允诺了。但由于那年4月底他应邀到四川宜宾参加竹海笔会，迟迟不归，直到5月5日才回到北京。5月7日，我打电话提醒他为铁凝撰稿之事，他答应马上投入。5月8日上午9时许，接汪老电话，称当天凌晨4点半即起床写稿，一气呵成两千多字，要我马上去取。当天晚上7时许，我打的直奔位于虎坊桥福州会馆街的汪府，进书房见老头戴着老花镜正在作画，画的是一枝灿烂的梅花与一枝紫荆花交相辉映，画面已完成，只欠题款。老头停笔告诉我，此画是为5月12日参加中国作协庆香港回归倒计时五十天的庆祝会而作。言毕即取出凌晨赶写尚有墨香的文稿，共8页，约2400字，题曰《铁凝印象》，嘱我复印一份寄铁凝。然后即坐下聊了起来。从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同师母张兆和的一些爱情故事，说到5月13日即将应邀南下无锡参加一个江浙两省，苏州、无锡、杭州、湖州四市联合举办的女作家笔会，据说与会的是清一色的女作家，只请他一位老头作为陪衬。我乘机开玩笑说：“这不成了万花丛中一老翁了吗？”他接着说：“不，是万花丛中一枯枝！”聊至此，他又取出一本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散文集送我，在扉页上题曰：“镇邦留存”，语调比此前送我的书写“指正”之类的客气话随便亲近得多，但没想到这是他签送我的最后一本书。聊着眼看到了晚上9点半，我起身准备告辞，他却一反常态，表现出缠绵状，说道：“时间还早，再聊一会儿。”又聊了一会儿，我决计告辞，又送至门厅，当我告知两天后即携儿南下治病时，他又殷殷嘱咐要给孩子好好治病，让他好好生活，然后又紧握我的双手良久才放开。没想到这竟是我同老人的诀别。第三天，即5月10日我携儿南下，先在黄山参加一个笔会，然后准备到珠海为孩子治病，在屯溪等航班时接到汪老辞世的噩耗，在电话里，汪老的长子汪郎告诉我，其实老头从四川回京时，体内静脉曲张处已经渗血，只是他一向乐观以为可以抗过去，不告诉家人，照常工作，才酿此大祸！

　　汪老的达观和平易近人，给每一个见过他的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对青年尤其热情，热情辅导青年作家的创作，为他们的集子作序，为他们鼓与呼，为他们写字作画，只要是文学青年需要的，他都尽力为之，满足他们的要求。我在鲁迅文学院主持教学行政工作期间，他被聘为我院的客座教授，几乎每一学期都来为学生讲课，给我的工作以极大的支持。记得每次讲完课后，和当时鲁迅文学院的院长唐因一起喝点小酒，再到我办公室里喝点功夫茶，每次盘桓竟日，其乐融融也。有一次中午，他在食堂里与唐因喝酒聊天，我睡了一个午觉下去，发现他们还在喝，还在聊。1992年岁首、第七届文学创作进修班与地矿培训班结业式上，他即兴讲话，提出作家要做“通家”、做“杂家”的看法，要求做到“三通”，即：打通中西文化的阻隔，融中西文化于一体；打通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阻隔，沟通古典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渠道；打通古今文学与民间文学的阻隔，沟通古今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渠道，以便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不尽的艺术养料。汪老的一席话，说得学生与我辈茅塞顿开，受益匪浅。

　　1989年12月，我曾陪同汪老与林老（斤澜）一起到我的故乡福建漳州为鲁迅文学院函授学员设点面授，然后遍游八闽大地。一天傍晚，到达东山岛，东山县文联主席刘小龙领我们在街头喝过“猫仔粥”之后，即到一个会议室为业余作者讲课。大概是刚喝过“猫仔粥”之故，汪、林二老均十分兴奋，尽管听众还不到二十人，他们都还讲得十分带劲，尤其是汪老讲的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语言问题，不仅讲了文学语言的本质以及功能，还指出福建的作者，尤其是闽南地区的作者在文学创作中遇到一个语言问题，就是要把自己的思维语言闽南话翻译为普通话才能进入创作的问题，他建议闽南的作者到北京待上一两年，学会用普通话进行思维，才可能突破语言关。汪老在东山岛的这一席谈十分精彩，可惜当时没有录音设备，否则录了音整理出来绝对是一篇好文论。

　　受到汪老指点和惠泽的青年作家不胜其数，除了鲁迅文学院历届研究生班、进修班的学员外，我常听汪老说起的是两位青年作家，一是山西大同的曹乃谦，一是安徽天长的苏北，他们俩都是汪老比较器重又受到汪老较多指点的，如今果然都修成了正果。

　　汪曾祺先生生前有各种头衔，著名作家、剧作家、散文家、诗人、书画家，全方位美食家，等等，但据我所知，他生前最感兴趣，并津津乐道的是这么两个称号：中国本世纪（指20世纪）最后一位纯粹的文人和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两顶合适的帽子不知是哪位评论家送的，汪老生前也没弄清楚，后来据考是我的朋友评论家刘锡诚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至于汪老怎么看到的，就无从查考了。

　　说汪曾祺是上个世纪中国最后一位纯粹的文人，汪曾祺又认可这个称谓，我以为大致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汪曾祺是一位地道的平民作家。虽然他曾炫耀说过在50年代中期当《民间文学》杂志编辑部主任时出差可以享受软卧待遇，在他的“离休证”上看到过“享受局级待遇”的字样，但他毕竟是个平民，“局级待遇”在他身上并无什么体现。住房方面一辈子房无一间，先是当夫人的家属，住新华社的宿舍；90年代中期中国作协某人到处嚷嚷要给汪曾祺解决住房问题，以捞取政声，结果还是“忽悠”了汪老头子，汪老为此极其愤怒，但换房子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了，又无新房住，只好搬到了儿子汪郎在《经济日报》社分到的一套局级待遇的新房子里住，依然是当了家属。医疗上是有所照顾的，但也很有限。汪曾祺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平民看，有一种平民的情怀和立场。60岁以后创作上红了一把，他还是低调看待自己。私下常对家人和朋友们说，他顶多算个名家。这种低调的态度同一些牛气冲天的作家比起来真有天壤之别。汪老在1996年年底的中国作协五大上终于被聘为“中国作协顾问”，他终于有了一种身份；于是在1997年1月赴云南时，终于在名片上印着“中国作协顾问”的字样，足见其对此身份的重视，也可以见出低调如汪曾祺者也难以免俗。汪老的这一名片我至今仍然保存着，这也是一种纪念。

　　另一方面是汪曾祺的平易近人与返老还童式的纯真。在家里，从他夫人到儿女，孙女、外孙女都可以喊他“老头儿”。在他精力尚可时，除了奉献美文外，还默默地为家人和朋友奉献精心烹制的美食。他的“粗菜细作”如拌菠菜等，还有爆肚等北京名吃，都是令人赞不绝口的。在这方面，除了师母施松卿偶尔揭发他在厨房里偷喝料酒外，大家还是一致称赞的。当然，对他的贪杯，家里曾开过若干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他的短篇小说《安乐居》发表后，恰逢我到他家里吃饭，当众夸了这篇小说，他当即示意让我暂停。饭后到他只有八平方米的书房兼卧室小坐，一问究竟，他才说为此小说老太太发动儿孙们开了批判会，批判他到小酒馆里喝酒，老太太责问说：“汪曾祺，你没到小酒馆里喝酒，怎能把小酒馆里的酒客写得活灵活现？”一句话把老头儿问住了。碰到他家里开批判会时，我也大致加入批判的行列。但他是乐呵呵地虚心接受，却是坚决不改，直到查出肝硬化、连接肝与胃的静脉曲张时，才在医生的劝告下，只喝点红酒，不喝白酒了。

　　汪老纯真之表现，还可略举一二。一是1996年秋，当他听说南方某位以左爷自居的老作家上书自请当中国作协主席时，他愤然说：如果他当了主席，我就退出中国作协，并到天安门广场自焚以示抗议！另一例是他常把我家的电话号码告诉索取他家电话号码的人，于是一两年中常接到一些电话找汪曾祺，为此我追问他为什么把我家的电话号码当作他家的电话号码告诉人家，他竟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我老是给你打电话而不给我自己打电话，只记得你家的电话号码，不记得我家的电话号码！”如此说来，让我啼笑皆非。当然，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到他的一颗纯粹文人的心，一颗未被污染、返老还童的童心！

　　呜呼！倏忽之间汪曾祺先生已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在眼前，他的不朽业绩永远驱策我们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