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诗文合集《穿透岁月的光芒》一书的后记中这样写到：“我以为自己依旧是幸运的，是那个几乎一切都处于停滞的时代，为我们争取了另一种时间。仿佛一棵违时的幼芽，在某种机缘中长成了树……把这本诗文集定名为《穿透岁月的光芒》，似乎有些张扬之感，但在我起步的时候，的确有那样一种光芒照耀过我，因此我一直满怀感激之情……”

回顾我的写作历程，屈指已有三十多年了。开始绝没有想到这将成为自己的职业，只是心中有话想说，又无处可讲，于是，写作便成了与自己心灵默默对话的方式。在这之前，因为“文革”的原因，我们有一段时间无学可上，那是一个极长的“假期”，那时，虽然受到来自社会的多种压抑，但青春的躁动、生命的寻求和生活的希望依然没有泯灭，于是，那个时代所能找到的书本便成了我们的精神食粮。在我的另一篇题为《心灵的历程》中我曾记录过这段生活：“六十年代的最后几年，我是在社会与家庭的动荡与不安中度过的。每当我外出回来，穿过街角的时刻，总担心着家门口又会出现什么。那些随风飘摇的标语纸至今仍会在我的心中招摇，心灵的创伤随时都会流出血来。也就是那几年，我坐在这所房子的角落里，认识了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歌德、托尔斯泰、普希金等等大师们。他们在我幽暗的心灵上投下了智慧的光芒。这些从砸烂的图书馆中流出的书籍，一本本地从朋友、同学手中传来，又很快地传走了。在那些苦难的日子，它们伴我度过了许多青春的时光。”这就是我最初认识的外国文学。那一、两年，我以一天六百页的速度，读了上百本西方以及俄罗斯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诗歌和传记。也许，就是它们为我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基础。1968年我和一些朋友一起到华北水乡白洋淀插队，在那儿我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在同一篇文章中我曾写到：“白洋淀有一批与我相同命运的抗争者，他们都是自己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年轻，他们还没有被生活和命运所压弯，还没有熄灭最后的愿望。他们相互刺激，相互启发，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化氛围。一批活跃在当代文坛上的作家、诗人都曾和白洋淀有过密切的联系。那儿交通不便，但朋友们的相互交往却是经常的。在蜿蜒曲折的大堤上，在堆满柴草的院落里，在煤油灯昏黄的光影中，我开始了解了存在主义、印象派、凡高、塞尚、毕加索、萨特、波德莱尔、聂鲁达、艾吕亚……甚至还有叶甫杜申科、沃斯涅辛斯基。他们向我展示了一个更加丰满的艺术世界。当然，在我的内心经历中依旧有普希金、雪莱、拜伦、莱蒙托夫、洛尔加、泰戈尔……他们的许多诗篇一直使我为之感动。”

在我的读书生活中，在那些年一直是零散的，没有秩序的，凡是能找到的书都会成为阅读的对象，现在回忆起来，有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对我的写作发生过影响。我想一个诗人或艺术家他绝不是独立存在的，在他的心灵中有许多潜移默化的文化积淀，民族的、世界的、历史的、现实的，它们在头脑中形成了一个艺术的空间结构。从荷马到李白、从达芬奇到毕加索、从巴赫到阿赫马尼诺夫……许多艺术大师们形成了一个空间点阵结构，象一块烁烁生辉的水晶石。一个好的艺术家就是这个结构中的一颗微小的分子，他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光芒的照耀，同时也照亮他人。

回顾我的诗歌写作，有这样几位诗人对我启发是最多的，他们是普希金、泰戈尔、洛尔嘉、聂鲁达、波德莱尔、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埃里蒂斯、弗洛斯特、赖特、沃伦、塞弗尔特……对诗歌熟悉的人一定可以从中看出我的诗歌脉络。我从普希金那里获得了诗歌美好的，金属般的音质，它纯洁、响亮，充满了想象；我从泰戈尔那里听到了神圣的声音，它们萦绕在文字之中，我知道那是诗歌至高的境界，是我们永远应该崇尚的，我们毕生都是为了接近它；洛尔嘉歌谣般的吟唱，让诗歌呈现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不是神秘，而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亲切；聂鲁达男高音般的歌唱，为诗歌输入了一股雄性的力量，他正直、激情的诗歌中充满了爱与恨，他似乎在说诗人是必须要有风骨的；波特莱尔以最初的现代主义手法让我开始懂得了诗歌的另外的方式。他的同情、怜悯和源于生命的爱是潜在于文字背后的，只有以生命与他对话的人才会真的理解他；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带来了俄罗斯那种沉郁的激情，她们的抒情意味让人回味无穷，她们悲剧性的生活与我们的时代是相通的，我从中理解了人格的力量；明亮和透彻是埃里蒂斯给我的最大的启示，他说写苦难并不难，难的把它们写得透明。在他的作品中地中海的阳光与碧蓝的海水将我们的灵魂净化，他不同于泰戈尔的神性感，使我体会到了诗歌的另一种境界；弗洛斯特、赖特和沃伦三位美国诗人给我的是一种源于生活体验的升华。他们沉静，细微，将人生的经验溶入朴素的诗行中，他们的想象力让诗歌生出了飞翔的翅膀；塞弗尔特以他晚年的写作，那种平静文字下的大海的力量，那种松散结构中的包容性，让我理解了诗歌结构的微妙……

在这些年的不断的学习中，我渐渐找到了属于诗歌的那些最最基本东西，也找到了属于艺术的最为重要的内容。我真的感到在世界艺术大师们的作品中蕴涵着取之不尽的宝藏，那里有永不枯竭的艺术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