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翻开《早报》副刊，看到简桥兄一篇专栏的惊人题目：《征雁走了！》这一下使我久久不能言语，整个人愣了好一阵子。

　　半年前，大约在去年中我到吉隆坡负责一个培训工作，经常看到《光明日报》北马版有一篇征雁的专栏，他常常写些童年的回忆，尤其是写到日军占领时期的事更使我印象深刻。

　　于是，我打电话到《光明日报》表明我要和征雁联络的心意，果然获得了回应。当晚他就打电话到酒店来，那已是深夜十点多了，我和他30多年未见，声音听起来没有改变。

　　他说，他不会开车，翌日请人开车从巴生下来见我，可是不巧，第二天我有培训课要教，无法在那时间相见，于是电话中闲聊了半个小时，说定下次我到吉隆坡再饮茶。

　　哪知，那晚的一通电话，是30多年来联络上的电话，也是最后的一通电话。这一次差误也就失去了见面的机会，他就这样走了！

　　说起我和征雁的认识到同事到分手，必须细说从头。那一年，应该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初期，吉隆坡的《虎报》停刊之后，我失业了，主编当时《马来亚通报》的彭松涛就邀我去当编辑，在那里干了一年我就南下新加坡。在厦门街“远东文化”书店遇到《虎报》的总编辑，也即前上司陈振亚，他知道我到新加坡还未有工作时，就介绍我认识“远东文化”的老板黎国华。黎先生说有两份工作任我选一：第一份是他的《民报》这份报纸和当时的《马来亚通报》一样，每星期出版四天；即星期二、四、六及日。另一份工作是《电视与广播》，是一份周刊。

　　当时，我想周刊不曾做过，报纸却是我的本行，于是就选择在《民报》当总编辑。而《电视与广播》周刊的主编仍空着。就在这时候，陈征雁留日刚刚回来，于是他补上了这个职位。

　　就因为他当上周刊的主编，我在《民报》当总编辑，两人常在同一家印刷馆碰面，常常一同吃午餐和喝咖啡，这一份缘，后来再续。

　　那是1967年武侠小说家金庸来新办《新明日报》时，在泛亚社的康诗源推荐下，金庸邀我进入了《新明》负责编本地新闻，而征雁也进入《新明》兼职负责编马国新闻和娱乐版，他和我面对面而坐，两人共用一个电话。

　　于是，我又和征雁一起。两人也常常闲话家常及工作上的事。他的夫人在利峇峇里路开了一间“裁缝服装店”，开幕时我和太太一起去捧场。

　　记得有一次，香港导演王豪应新加坡一家电影公司的邀请，带了影星张慧娴、张丽珠、顾豪等人来拍一部本地电影《前程似锦》。王豪特在利峇峇里一家酒楼请新闻界吃饭，当时还包括“丽的呼声”的主任李蕴朗和陈邦维等人；酒过三巡，吃了一半，征雁和王豪不知因什么事却起了争执，争得两人脸红耳赤，场面不但尴尬而且气氛紧张，两人个子高大站了起来作状要动武，我和邦维及蕴朗忙劝架，才把一场火爆的场面平息下来！

　　事后，王豪对我说：“我什么场面没见过，他是什么东西？”同样的，征雁也对我说：“香港大导演多的是，王豪什么东西？”

　　——真没有想到两人当时争得那么火爆，现在都作古了。事隔30多年，现在记忆犹新，然而，30多年不见却成永别了。

　　我和征雁同是福建永春人，因为他坐在我的对面，因此两人常常用家乡话——“河洛”话——交谈，觉得比较亲切。他和在邵氏机构任广告主任蔡澜的父亲蔡文玄——诗人柳北岸——很熟络，常常和他联络并索取电影宣传稿。

　　征雁那个时候正写着一部小说《升旗山下》，他常常在工作完毕后或提早到办公室来写，这篇稿在他主编的《电视与广播》连载，他常常在我的对面伏案振笔疾书，而金庸却在我背面的总编辑室也伏案写他的武侠小说《鹿鼎记》。我常常开玩笑对他说：我坐在两位大作家的中间倍感光荣。

　　征雁的爸爸在巴生是一所华小的校长，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他要回去他的老乡——巴生发展，于是他就辞去了两份工作毅然回去。后来因为大家工作繁忙，虽然近在吉隆坡，但从此就很少联络。

　　世事弄人，有谁想到不久前才联络上，就这么擦身而过，30多年来还未再见一面，他就走了，真教人惆怅！